这时候，我二姐的大女儿五岁，二女儿两岁。二姐和二姐夫工作很忙，母亲若随我去农场，二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压力太大。
    我母亲说，她可以将二姐的二女儿带着到我这来，她可以同时带两个孩子。
    别无他法。
    就这样，她老人家和我带上二姐两岁的二女儿，和我一起来到大圹圩农场。
    我想，老母亲主要还是想来看看她的长孙。
    母亲来到农场后，才知道我们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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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闲暇无事时，我母亲会带上花镜，看看书报。
    这令左邻右舍的人十分惊奇，他们想不到我母亲识字。
    其实，我母亲在一九五几年时，就在街道当过扫盲的教员。
    我姥姥家原本很清苦，本来我母亲在幼年时，也无缘读书。
    但住在我姥姥家斜对门的街坊中，有个大户人家，人称汪家公馆。汪家公馆里的老太爷，曾在四川夔州当过多年知府。他家里的的大小姐，在民国年间要上公学，只是无人陪读，汪家的人不放心。汪家的老太爷出面找我姥姥，要请我母亲陪他家大小姐上学读书。汪家老太爷答应，我母亲的学费，由他们家出，于是我姥姥便答应了。
    后来我母亲要帮我姥姥做针线活，才缀学。
    汪家公馆位于六安老城鼓楼东大井拐与和平巷交界处，紧挨京剧团（解放前新新俱乐部）后门。我家故园与汪家是斜对门，儿时，我经常在汪家公馆内玩耍，衰败大户的冷落景象，给过我很多感触。
    汪家在解放后家产被政府没收，家中后人的成分被划为地主，成为“人民”的敌人。
    他们生活得十分悲惨，几乎什么运动街道都要组织群众批斗他（她）们。
    但老邻居们对汪家的人并无仇恨，斗争他（她）们时多是迫于形势的应付。真正下狠手打斗迫害他们的，是那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和不谙世事的孩子。
    我母亲与汪家公馆的长媳是好友，每当汪家那个善良的“地主婆”被批斗后以泪洗面，想不开几欲觅死时，家母总是前去安慰，开导。
    那情景，历历在目。
    我姥姥除了会做各种衣服，还会做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演戏穿的厚底靴子，会修补损坏的刺绣和戏装，以及修补珍贵的裘皮。她老人家能将那些损坏的精美刺绣服装，修补得天衣无缝。
    我姥姥将她的一手绝活，传给了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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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老知青在一九六七年后很多人结婚，因而在一九六九年春，大部分已婚的老知青都有了孩子。家家户户，都面临孩子没人带的难题。为此，队部在初夏开办了幼儿园，有孩子的工人在出工时，孩子可以送到幼儿园。
    一个小孩，每月缴费两元。
    这一变化，使我母亲决定，要带着二姐的二女儿回金寨。我亦觉得，我家的生活太苦，老母亲远不如在二姐家享福，故没有意见。
    二姐得知这一消息，给我来信，说母亲难得出远门，要我带母亲去南京、上海等地好好玩玩，并给我寄来二十元钱作路费。
    五月份，我向队部请事假半月，决定先带我母亲和外甥女去南京一游，然后再一起去上海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