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岳派”大将，墩圩队的老乡、好友胡家塘曾当面不满地批评我说：“你又保岳中林，又保谷志瑞，是脚踩两只船。”
    我反驳他说：“岳中林和谷志瑞是一只船上的人。”
    文革后期，谷志瑞担任滁州地区地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调中央组织部，先担任中组部档案局局长，后任中组部办公厅主任。龚毅青亦上调北京，任国家药监局局长。
    多年后我才从岳中林夫人，朱艺芳口中得知，原来谷志瑞以前是华国锋的警卫员。
    我一九七六年初调回金寨县，在深山一林场工作，日子苦不堪言。
    我谨遵“施恩莫念，受惠不忘”古训做人原则，再未与谷志瑞、龚毅青一家人联系、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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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浩劫结束后，开始改革开放，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兴起。
    天长县靠近大圹圩的一家生产一次性输液器的乡镇企业，迟迟拿不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批号，无法投入生产，他们非常着急。
    知青“难友”钱大鸟钱升阳，听说这件事情后，他来到这家企业，自告奋勇对这家乡镇企业负责人说，他能帮他们在北京，拿到这个企业生产的一次性输液器的批文批号。
    这家乡镇企业负责人对钱大鸟的话，虽然将信将疑，处于无奈，依然死马当作活马医，带着钱大鸟来到北京。
    他们来到北京后，在药监局找龚毅青局长。
    龚毅青不认识钱大鸟。
    钱大鸟对龚毅青说，他是我的好友，曾在大圹圩农场王台孜队协助我营救过谷志瑞。
    往事历历在目，龚毅青自然十分感激。她向钱大鸟打听我的消息，钱大鸟说，只知道我调回了金寨县，不知道我具体在什么单位工作，龚毅青很遗憾。
    当即，这家生产一次性输液器的乡镇企业，就拿到了多年未批下来的批文。
    这使这家企业对钱大鸟另眼相看。
    这件事，是后来钱大鸟到金寨找我借钱，亲口对我说的。
    他打着我的名分去蒙混龚毅青，使我十分不快。
    我问钱大鸟：“你从中捞了多少好处费？”
    钱大鸟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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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我因写长篇小说《平阳奇冤》去北京，曾到中组部大院去探望谷志瑞。
    在叙旧中，惊悉他的夫人龚毅青已经过世，他们的二女儿谷萱也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令我十分震惊，伤感。
    斯时，谷志瑞已八十多岁，身体健康，耳聪目明，且神智十分清醒。谈及往事，很多事情他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连他后来去芜湖，时任芜湖市人大主任的岳中林，送他两刀宣纸这样的小事，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听到我正在写以大别山红军肃反为背景的长篇纪实小说《大别山英魂》时，他连连摇头叹息，说：“唉，这段历史，难写，难写啊。”
    可见他对红军肃反这段历史很了解，感受也颇深，深知现在秉笔直书这段历史，是很难的。
    我当时观察了一下谷志瑞的起居客厅，只见他的书桌上方，赫然挂着某寺庙一位高僧手书的《金刚经》，令我十分惊讶。
    谷志瑞告诉我，他无事时也练练书法，主要是抄写佛经。
    这更让我吃惊。
    一辈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老干部，到老却寄情于笔墨经卷，这太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