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州到大圹圩农场，从小路超近走，约有一百华里地。而我们，如今只有步行回场这一个选择。
    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将眼睛都盯在我的书箱子上。
    这么多书，将近一百斤，这么远的路，我一人肯定挑不动。
    一路上，大家是轮流换班帮我挑这个书箱。换车上车，同一地点，只是车站到车站，就累得我们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挑着这么重的书箱子从扬州步行到天长，这一百多里路，怎么办？
    他们三个人，一个姓郭，一个姓张，一个姓董，都是六安老乡，是好朋友。
    郭和我是邻居，也是小学同学。
    他不满地说：“带这多书，有**用啊？”
    不满之状，溢于言表。
    也难怪，当时吃不饱，穿不暖，物质极其匮乏，人们都将精力放在生存、活命上。对看书与文化、文艺这些精神生活层面的东西，无暇一顾，认为那是一种无用的奢侈。
    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江青在“全军创作会议上关于电影问题谈话”中，就胡批乱判过《抓壮丁》、《兵临城下》、《阿诗玛》、《逆风千里》、《青春的脚步》等电影。随后，立即在全国电影界掀起黑雨腥风。所有文革前的电影，都遭受到致命的蛮横批判和禁演。
    文革初始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则将以前我国所有的传统文化书籍、文艺作品的精髓，和西方文化、文艺精华，全部定性为“封资修”糟粕，使这些中华、外国文化瑰宝，成为禁书、禁戏和黄色音乐，谁也不敢接触。
    文坛和文艺舞台，当时的确是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我带这些书，他们不仅觉得是负累，也怕我以后因为书，在政治上出事。
    董没说话，在看我态度。
    张则委婉地说：“甄老，我们现在从滁县到南京，从南京到扬州，转了几次车。原来回去的钱有多的，现在的钱不够用。我们的钱，只够今晚吃一顿饭的了。从明天起，我们不仅要步行走一百里路，还得当乞丐，要饭吃，才能回得去。要是叫你将书全部扔掉，对你是绝对不可能。你挑选一下，将你喜欢的书留下，没价值的书就扔掉。还是我们轮换帮你挑书箱子，怎么样？”
    我断然说：“一本都不能扔！我也不能拖累你们，你们三人先走，我绝无怨言，我也绝不会怪罪你们。我一个人挑，一路上农村地里的黄瓜、西红柿，红薯多的是，我走到哪吃到哪。还能将我饿死了不成？我一天走不到地点我走两天，两天走不到地点我走三天。我就是一天只走十里路，也只要走十天，我还能回不去了？”
    三人一听，都知道我意已决，不再说扔书的事情了。
    张无可奈何地说：“走，我们找家小饭店吃饭去，吃好的，全部的钱，今晚都吃完。养精蓄锐，连夜赶路，争取明天晚上到家，找甄老借书看！”
    当晚，我们在扬州西郊外一个叫凤凰桥的小镇上，敞开肚皮吃了一顿晚饭，然后连夜上路。沿途三经武斗的地盘，险象环生，惊恐莫名。
    我们披星戴月，渴偷瓜，饥偷瓜，边问路边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走了二十个小时，才回到大圹圩。
    我们四人，均已累得筋疲力尽，几乎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