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农活，我都会很快地按大约平均的数量，先将我该干的干好，但绝不多干。我每月比别人少拿两元工资，我为什么要多干活？
    虽然什么农活我都会干，而且比一般人干得快，干得好。但我不喜欢干农活，因此绝不多干。
    我还没傻到喜欢多劳少得的程度。
    无论干什么农活，我都是尽量快干，干好后甩下众人，然后我就躺在田埂上休息。
    该我干的我按质按量干完了，班长张广隆对此也无可奈何。
    一次栽秧，我遥遥领先将一趟秧栽完，正躺在田埂上闭目养神，葛队长看见了。
    他走过来对我说：“小甄，别人都在栽秧干活，你怎么在这里躺着睡觉？这影响多不好！”
    我说：“我这一趟的秧栽完了，我在等他们。”
    葛队长说：“哦，你还要等别人？你为什么不能多干点？”
    我说：“凭什么我要多干啊？我没这个觉悟！我又不想当雷锋，凭什么要我多干？大家都比我拿的工资多，我这个拿钱最少的凭什么要多干？葛队长，我要是比别人干的多，你能不能多给我发点工资？”
    能说会道的葛队长没词了。
    但他有想法。
    他认为，工人都要这样自己想下班就下班，那就没规矩了。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上下班规定的时间，在上班时间自己想休息就休息，这还得了？如此效仿，这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怎么带？
    他找到刘队长，说到我擅自下班、擅自在上班时休息的问题，和刘队长协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以及如何防范此类事情再发生。
    别看葛队长是解放军中尉转业的，而刘队长只是个副队长，但刘队长比葛队长资格老。
    刘队长是苏北人，在放前就是地下党。
    他以国民政府地方保长的身份为掩护，给党组织搜集情报，有点像后来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嫂的那种角色。
    可他在给党组织搜集情报的同时，有没有为国民政府搜集情报，这就说不清楚了。
    文革中，刘队长交代问题时自己说，对这个问题，为迷惑敌人，我方过时的、没价值的情报，当然要给**弄点，要不然怎么能取得敌人的信任？
    得，就凭这一点，他就只能在农场干，也只能当副职，也只能在文革中等着挨斗争、受迫害。
    说到我擅自下班、擅自在工作时间休息的事情，刘队长对葛队长说，人家拿的钱少，干的活不少，何况还是个孩子。现在，是我们要求严格遵守纪律是小事情，追求工作实效是大问题。你想，要是大家都遵守劳动纪了，但都消极怠工了，有意思吗？
    葛队长也比较实际，认可刘队长的意见。
    葛队长提出个大胆的设想，他建议说，干脆，我们把全队调皮捣蛋的，好吃懒做的，喜欢打架的，嘴厉害的，有病的，抗美援朝那些老资格的，还有别的班不喜欢要的人，单编一个班。让这些人自己选一个班长和副班长，分给他们一些轻的，或者很重的，和比较危险的，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做。这样又能服人，又能调动他们积极性，还不影响别人情绪。这些人难缠是难缠，但能在关键时刻炸碉堡。你看怎么样？
    刘队长十分赞成葛队长的这个意见，说：“好，这办法好。这些人个个是无风三尺浪的角色，编在一个班，其他班就好带。没了带头捣蛋的，就闹不起来事。”
    于是，王台孜的三班诞生了，班长还是张广隆。
    谁都知道，三班的人个个都是刺头，都不敢惹。
    三班对外号称攻坚班。
    别人背地叫三班为“操蛋班”。
    记得有一次队部组织谈理想活动，场部由个领导也亲自参加。会上，大家皆择献媚之言说，有要做科学家的，有要当技术人才的，有要做雷锋的，有要成英模的，不一而足。
    临我发言，便大杀风景。我老老实实地说：“我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吃饱饭！”
    当时定量吃粮，难以足食，话虽然实在，听得领导十分尴尬，对我自然不会有好印象。
    最终，我因爱向领导提意见，极其不光彩地成为三班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