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一切都新鲜好玩。
    而且有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们长工资了！由每月十六元，增加到十八元。
    每月增加两元钱啊！
    一毛钱三个鸡蛋，增加的工资可以买六十个鸡蛋啊！
    每天吃两个鸡蛋，够吃一个月的，哈哈！
    我们急吼吼等到了十五号，十五号发工资。
    十五号终于来了，都增加了工资，大家都十分欢喜。
    排队领工资去！
    临到我，我领的还是十六元！
    我傻了。
    我问会计王建淮：“都加工资了，为什么独独我没增加工资？为什么？”
    王会计说：“我是按上面发下来的工资表发放工资的，工资表是核对过的，绝对不会错。都增加工资了，不知道为什么没给你增加。”
    他怀疑是场会计室忙中有错造成的，叫我去问问葛队长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队长葛永昌老军人出身，解放军中尉转业干部，四十多岁。
    他告诉我，这次增加工资，都是两个月前各队申报的，我们这批从后家湖来的人，是后家湖分场报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答应帮我问问。
    我已经明白，这是后家湖分场王书记玩的把戏，是他报复我，没有给我增加工资。
    后来葛队长告我，他听场部会计室的人说，后家湖分场上报调整工资人员表上，没报我。理由是，该工人年纪小，干不动农活，不予上调工资。
    很巧妙地，王书记将公共政策变成了他的私人家法。
    我知道，要想纠正或改变这个既成事实，已不可能。
    事情涉及到政府调资政策，就不是本单位能操作变动的权力了。大政方针，不管对错，只能执行，不能变更。
    嘿嘿！
    为探亲假的事，王书记理亏，当时没敢对我怎么样。但他却在知道我要调到圩内时，利用职权，在调工资问题上狭私报复我，不给我增加工资。
    这是何等下作、可恶。
    对这种背后使坏的小人，我只能鄙视，却拿他无奈。
    因为他的个人报复行为，经过合法的权力运作，已经转换成为单位决定。我和他个人之间恩怨，无形中变成我在和单位的管理制度抗争。我要是继续为此事进行维权斗争，我就涉险了。
    我很清楚，尽管我遭人暗算，蒙受冤屈，甚至还有很多人为我不平，我都没有力量改变这个事实。
    十六七岁，我就领略到了权力的厉害，领教了公器被私心利用的厉害。仅仅为了为维护工人一点点的合法权益，我就为正义的仗义执言，付出了沉痛代价。
    权力无监督，小领导可以假公济私报复整人，可想而知，大领导就可以公权私用制造冤案杀人，更大的领导就可以随心所欲，祸国殃民。
    后来我们大圹圩农场七、八年工资都没动，我的损失极其惨重。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没有接受教训，也不想接受这样的教训。在以后人生的旅途上，我不断维护正义，仗义执言。或明枪，或暗箭，我不断遭到手握权利人物的伤害。
    文革中，这个王书记被斗，我没有参与，也不同情。
    我认为，泄私愤是小人所为。我若斗他，就将自己的人格，降低到与他一样低劣。
    我有我的做人原则。
    不同情他，是我宁愿同情一个品德高尚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也不会同情一个品行低劣的革命领导干部。
    对能力不高的人，不能歧视。对品行低劣的人，必须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