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法定假和废除分饭
    对吃不饱，工资低，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的社会现实，大家都习惯了。
    我们除了埋怨生活艰难，命运不济外，从不敢质疑如此贫困的社会根源，更不敢质问政府。
    我们对报纸一直宣传的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造成的话深信不疑。
    即使有什么疑问，也不敢说出来。
    因为无情的事实是，你一旦打算弄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你就步入了险地。你一但将对现实的不满，诉说出来，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犯罪证据了。
    几年前历历在目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报纸不说，文件不说，你就不能说。上面说是“失误”，你不能说是“错误”。你只能理解、体谅这些“失误”，而不能批评、指责这种错误。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否则，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对“大跃进”的错误和恶劣后果，还是讳莫如深。
    当时，大家都有这个常识，知道对工作累，吃不饱，工资低，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这种事，大多数人有意见也不敢提的，因为提也没用。弄不好，你就成了“落后分子”，是和党组织离心离德。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故大家在公开场合，言谈不越雷池一步。
    但大家对星期天不放假意见很大。
    星期天是法定假日，总场坐办公室的干部们，都是星期天放假休息，不上班。
    却蛮横规定我们工人一个月只放一天假，星期天不放假，凭什么？
    这明显违反了国家的法规。
    工人们，尤其是我们知识青年，对星期天放假的要求比较强烈，对如此剥夺我们工人休息的权利，意见很大。
    按说有意见可以向领导提。
    王书记虽然是领导，但他是分场领导，我们工人够不着。我们工人的领导是班长，我们有意见只能按组织程序在班长面前提。由班长将我们的意见，逐级向工会主席汇报。然后工会主席再将班长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汇报给党支部王书记。
    提意见的结果会如何，要看王书记怎么说。
    那时都说，我们工人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有主人翁的地位。可我们这些主人翁们，连在国家法定假日期间休息的权力都没有。
    我们不能在法定假的假日里休息，法定的不算，他们当领导说的才算。
    我们对此很不满。
    为法定假日不放假的事情，有几个班长愿意为工人说话。他们在一起找到工会主席，向他提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事情。
    工会主席听明白他们的意思后，当即就将他们的意见顶回去。
    工会主席连连冷笑，不容置疑地说：“不行，你们简直是异想天开！星期天都不干活了，要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不行！”
    一个农场分场的星期天放了假，会造成多大的“国家损失”？
    可是，在摘几个海椒就是破坏人民公社，发几句牢骚就是思想反动的大环境下，班长们哪敢依法指出他讲得不对？
    工会主席还有一套他自己理论，他对前来提意见的班长们侃侃而谈：“你们虽然是工人，属于工人阶级，但农场的工人是农业工人，不能跟城里工厂的工人比。你们要向人民公社社员看齐，农场是农工，要向人民公社的社员学习。我们种庄稼有季节性，时间性。纺织厂的棉纱不织布，放多久还是棉纱。庄稼老了，不收割就会烂在地里。能一样吗？星期天决不能放假，你们见过公社的社员过星期天的吗？”
    幸亏他还没说人民公社的社员连工资都没有。
    工会主席这种理直气壮、强词夺理地不准我们在法定假日休息的规定，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规章制度，更是不尊重人权。
    他是仰仗着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
    班长们当然不敢跟工会主席理论，更不敢顶撞。
    官大一级压死人，没办法，他们只能心怀不服，郁郁而归。
    他们都明白，也不需要再越级向党支部王书记反映了，因为工会主席就是王书记本人兼任。
    周扒皮想叫长工对干活，是偷偷摸摸半夜学鸡叫。我们场里的领导是明目张胆违法乱纪，轻点说是带头违反规章制度。
    大圹圩农场工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正当要求，或者说这一维权斗争，持续了十年。
    大圹圩农场在一九六九年改建成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后，星期天不放假的这一蛮横的违法规定，仍然得不到纠正。
    在广大工人长期愤懑的强烈要求下，才于一九七四年秋，由建设兵团九团团党委被迫纠正，极其勉强地宣布执行星期天放假制度。
    当时，由于我积极支持、带头为兵团战士争取应有的福利和权利，团党委的主要领导，对我恨之入骨。
    团政委多次找我谈话，软硬兼施，要我和团党委保持一致，不要站在工人一边，我不为所动。最后，团党委来个秋后算账，要求师部派工作组进驻三连，专门调查我。几次整我、欲置我于死地。
    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