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人们习惯了为生命呐喊——婚姻婚姻。而我习惯了的，是在早上听一段严肃的广播，在午后四点读两首晦涩的诗，在夜里打开轻音乐看几段飘渺的文字。我习惯了趁着兴致写下想说的话——我回来了，我的美梦，我的明天。
    看到有人用这样一段有趣的话来形容婚姻：所谓的婚姻，就是有时候很爱他，有时候想一枪崩了他，大多数时候是在买枪的路上遇到了他爱吃的菜，买了菜却忘了买枪，回家过几天想想，还得买枪。当然，关于婚姻，最著名的还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说：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结了婚的和没有结婚的都在为婚姻呐喊，因而关于婚姻，总有无穷的话题。我也渴望的加入这个有趣的话题，然而，关于婚姻，我只能对人佯装自己是单身主义者。
    我并不是单身主义者，我是个同性恋者。我们也渴望婚姻，但是国内的婚姻不保护我们。刚开始被催婚的时候，我决心抵挡。刚毕业的时候，我用“我还小，过两年再说”来抵挡父母的催促。过了好几年，实在不好意思再用这个理由了，就改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来抵挡。每逢过年的压力最大。年前两三个月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威逼利诱，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让我“抓紧找一个对象，争取过年带回家，给妈看看，妈妈死也瞑目了”。来自母亲的压力越来越大，我频频失眠，幻想着自己和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子过着幸福的婚后生活，母亲很开心，我也不难过。可是我还是说不出我会结婚，在我心里，我的另一半是和我一样的。我拒不谈女朋友，怕伤人伤己。看过一些同妻与同志的纠纷之争，同志几乎没有反驳和说话的权利，只能任人宰割，像极了历史书里令我们咬牙切齿的“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从亲人到朋友，从道德到法律，没有一样不让我们生活在夹缝里，我们仍然没有平等的婚姻权。没有婚姻法的保护和约束，大多数同志都胡作非为，许多人都伤痕累累，要想找一份纯洁的爱情就更难了。
    去年冬天很冷，但是有一段网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发生。我和一个广州的高中生在网上相识。他是个文科生，极喜欢文艺范。我们年纪相差十岁，他即使非常懂事，但是十年的差距还是很大，中间差了一所大学的浪漫和几年社会的压力。我不能保证在他大学时给他十足的浪漫，但是社会的压力让我的婚姻观发生了动荡。正是这个差距，让我无法想象我们会走在一起。最终是他提出，“我们在一起吧”。我也想试试，我不想错过他，一个乐观爱读书的男孩子。我们像所有异地恋的情人一样，每天下班放学之后就腻歪在电话里，节日礼物按时寄到。他给我讲他的已婚前男友（是他的英语老师），我对他抱怨我被揩油的约会。每天下班回到住处，我都会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回来了。”他边写作业边对我说：“你回来了。”然后我给他回报晚上做什么饭，怎么做，他是不会做饭的。这样一直持续到春节。春节回家，我被家人轮番催婚，又被骗去相了亲，最初不相信我们能长久的念头又牢牢盘踞在我的脑中。我不敢完全相信他，他那么小，在他能稳定的对待一段感情之前还有很远的路，我不敢保证他的终点会是我。尤其是想到他和前男友在一起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前男友给他补习英语。最终，提出分开的人是我。分开之后，我们像朋友一样缓冲了一段时间，每天仍然说“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但是不再说肉麻的情话，大多时候是沉默，他写作业我看书。至今回忆起那时说的“我回来了”，那时听的“你回来了”，仍然十分怀念，不自主的会想，许多年之后，他会是什么样子？
    “我回来了”，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日本人下班回到家，习惯在一进门的时候说一句“tadaima”（“我回来了”），正因此，我对日本这个民族的人文非常感兴趣，当然，日本的政治仍然令我不敢恭维。解释一下，这里不是要谈日本的文化，而是要谈“我回来了”。每次听到这句话，不管是在广播里还是电视里，我都会立马竖起耳朵，瞪大双眼。对我来说，这句话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我曾罗列过让我觉得幸福的六件事，和喜欢的一起生活，成为一个有一群忠实读者的作家，和妈妈和谐相处的时光，下雨天窝在被窝看书，有一个懂事的男孩，做没有做过的事。关于我的幸福，我会继续努力。我回来了，我的美梦，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