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现在有土地了，只要把地种好，就有饭吃，有衣穿，但要我们家不再受穷受苦，一定要送我们的安娃读书。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此，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读书梦。
    后来，我满七岁时，双目失明的爷爷亲自拄着拐杖陪我去报名。这时，比我大的姐姐们都没有读过书，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不送她们去。
    一个瘦高个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大家都叫我安娃。老师说，那不是名字，是小名，得取个学名。
    由于当时政府的人常说“治国安邦”。我是安字辈的，我爷爷就来了个脑筋急转弯，无师自通，给我取名叫治安，自此我才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邹治安。
    从这天起，我就和比我大三岁的远安哥一起到学校读书，走进了我的学生生涯。
    两年过后，又看到了王文。学校差老师，他就被村长安排在这个小学教书，只不过是教民办班，当民办教师。我读的是公办班，有时下课比他们早，就跑到他们的教室窗户边看。一次，我在窗口看到他在教学生唱歌：“一条线，两条线，落在河里都不见。少不好，多又厌，不多不少，好种田。”他教得那么投入，边唱边比划，还摇着头用脚打着拍子。他似乎是在用唱歌来忘却被批斗的耻辱，或者是在用努力为党工作来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这次，我才看清楚他：高大壮实，国字脸，浓眉大眼，俨然一副警官模样。
    学校就是用他家办的，房屋很高大，我给老师抱本子去时，只能抱住门槛才能翻进去。只要有机会我就爱接近他，但也不过是说一声“王老师好”而已。我曾经看到过他一个人在他的房屋外走来走去，也许他在焦急地等待他的母校的召唤；也许在想念他的家人；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不过得到了一会闲暇罢了。
    农民有了土地，并不等于就一定有粮食，有衣穿。土地需要劳动者撒下种子，辛勤耕耘，才会有收获。由于各种因素的不同，同样会再造成农民的贫富差距，差距拉大后，同样会造成农民买卖土地，重演过去的历史，使革命果实付之东流。因此，政府就叫农民组织互助组，互相帮助，搞好生产，使得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组织农民成立互助组的这个最基本的管理机构就是生产组，政府很快在农村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领导着中国农民搞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的生产组长是我的大伯邹如石，他是我门龙门村最早一批入党的党员，也是我门龙门四组农民的顶头上司。
    生产组的组长就是一个组的当家人，是一个组的农民的主心骨，农民的日子过得好坏，生产组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要把党和政府的政策上传下达给农民。然后，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领全组的男女老幼去播种，去耕耘，去收获。
    他是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半文盲，一个干瘦的骨头汉子，讲话肝筋火旺，说一不二；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我们经常听他的政治宣传，他是党和政府的最有力的宣传员，实际上他也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
    他认识的字不多，可他能把每次开会的内容全部记下来，然后深入浅出的传达给社员们。
    过去土改运动时，他就给我们讲为什么要斗地主，怎样斗，斗垮地主后，怎样把他霸占我们的土地和金银财宝进行平分，我们就很高兴地跟着他干。
    他站在土台子上大声喊道：
    “今天我们要斗争恶霸地主，为什么要斗他们呢？他们不劳而获，白吃白喝。你看那些地主婆娘、少爷小姐们，一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贫下中农呢？一个个饿得像干猴子一样。大家说合不合理？”
    “不合理！”回答的声音如雷贯耳。
    “该不该斗他们？”
    “该！”
    “今天哪个的手软，哪个就不是我们贫下中农这边的人！”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情绪就被他煽动起来了。
    斗垮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后，有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遇到大病不能劳动的家庭又开始落入贫穷。这时政府就组织互助组，他传达会议精神时说：
    “这两年大家生活怎样？”
    “好多了，粗粮细粮总算能填饱肚子了。”
    “你们看，没有劳动力的张三娃家，得病的李二娃家，还有邹瘸子家，土地荒废，有种无收，他们都吃什么？”
    “他们是穷，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们，你说该咋办就咋办。”于是，我们的生产组长就又开始了演讲：
    “我今天到区里开了一个会，宋区长说我们要学苏联老大哥，一步一步地走上集体化道路。我们劳动力强的人家，把活路做完了就在家里睡觉，在院坝里吹牛皮，你们就安心看那几家土地没人种？为什么就不去帮他们干呢？我们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哇，党解放我们容易吗？光是**一家就死了十多个亲人。刚才有人说想帮他们不知到怎样帮，现在政府叫我们组织互助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于是，邹如石组长就很快地组织起了互助组。三家五户的组织起来劳动，今天几家人一起种张家的田，明天又一起种李家的地，那个场面真是鼓舞人心。
    开初还有人记一下工，到后来就不再计较哪家出的工多少了，总之，大家一起把农活干完才算完事。
    后来，他又这样带领着我们加入合作社，这时期，大家又叫他社长。我们龙门村四小组又叫龙门四社了。这不只是简单的改名字，而是一次走向集体道路的飞跃。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很快就走到了公元1957年。这年，我们的粮食得到了很大的丰收，生活也提高了不少。
    就在这年的秋天，我们的生产队长又带领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