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冰天雪地的寒夜里，深一脚浅一脚。
    尽管路途艰辛，但我知道，我必须向前走，去寻找那一丝生的希望。
    我的家乡在陇西郡的一个小县城，那儿盛产名贵药材，还有黄澄澄的麦地和绿茵茵的豆田。
    家里不算富裕，却也衣食无忧。
    父亲虽然是祖祖辈辈种地的庄稼人，却有些远见，说，那几亩薄田种粮食，倒不如去种血参。
    于是，每当地里开出了大片大片紫色的绒花，父亲的脸上就漾满笑意。
    我在家中排行第四，上面有一个大姐和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半岁大的幼弟。
    哥哥们像县城里其他人家的男孩子那样，跟着父亲下地干些农活。赤裸的背脊和臂膀暴露在烈日下，呈现出健康的色泽。
    母亲常指着哥哥们对父亲说，如今家里不再挨饿受冻，也小有积蓄了，不如让他们去学堂念书，有朝一日或能搏个功名，从此弃农从文，彻彻底底的改换了出身。父亲嘿嘿的笑起来，说，俩娃长得粗壮笨拙，看着就不是那块料，还是留给阿四吧。
    阿四，说的就是我。
    我们穷乡僻壤，十里八乡的也就一个小私塾，一位老先生。庄稼人都不识得字，家里孩子尽着排行的次序混叫，孩子长大了要出去闯荡时，才去私塾里求老先生给取个像样的名儿。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走不出小县城，也一辈子都没个正经名字。
    父亲向来很偏爱我，我想，这怕是源于我生得瘦小，如同姑娘家弱不禁风。母亲和哥哥姐姐们也格外的疼爱我，生怕我被别人欺负。
    所以，父亲说着这话时，母亲便不再劝了，而是慈爱的抚摸着我额顶柔顺的发，声声的念，我家阿四快些长大吧。等大了，读书识字，争的一口气，我们全家就都好了。
    过了两年，姐姐出嫁了，嫁到州郡里的大户人家做填房。
    我不太明白，只隐约听母亲说，那家里钱财用不尽，米粮吃不完。因老太爷新丧了夫人，便叫人出来采买些女孩儿。若进去了，各个都是穿金戴银做主子，再不用受这些苦了。
    母亲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跳着笑着，捧着那大管家撒下的铜子儿，一路送走了姐姐。
    只是那天夜里，母亲却呜咽着哭个不停，父亲坐在小凳上抽烟斗，唉声叹气，眉头皱成了川字。
    离开了姐姐，我们的日子依旧要过。
    父亲仍然去地里干农活，哥哥们仍然玩闹追打在阳光下，而我，也就在这平凡却充满温情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
    可是这一切，都随着那场百年难遇的可怕瘟疫消失殆尽了。
    建元八年，陇西郡爆发瘟疫，疫情沉重，范围广阔。
    ——将来朝廷的史书上，该是这么写吧。
    小县城里的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
    父亲最先染了病，三五天功夫，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然后是出生不久、体弱多病的小弟，青紫色的脸儿探在床沿儿上，僵冷僵冷的。
    母亲哭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还是不得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逃命去。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小县城，却是在那样的恐惧和迷茫中。
    一路上，浮尸遍野，病患满地。
    人们挣扎着，拼劲最后的力气想要逃离这块世代生存的土地，却仍有不少人跌倒在路边。倒下去的，都没能站起来。
    所谓人间悲剧，我想，不过如此吧。
    母亲拉扯着我们走过孤寂的村落和荒凉的旷野，我们带的干粮并不多，吃完了就找些野果野菜充饥，可现在已入了冬，能勉强作为食物的东西越来越少，几天下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母亲看着不是办法，就将我和哥哥们安顿在道旁的一个草垛子里，独个儿去寻找食物。
    那天夜里下了大雪。母亲一去，再没有回来。
    我饥饿难忍，翻身推了推哥哥们冰冷的身体，他们脸色乌青，眼睛紧紧的闭着，已经僵硬的手臂仍环住我的肩，用身体为我挡去了凛冽刺骨的寒风。
    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他们的保护中钻出来，在漫天的飞雪中，爬出了草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