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们，赵匡胤顿感轻松不少，可是，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按赵普说的办。可作为帝国的掌舵者，他必须要用自己的办法去驾驭一切，这就是赵家最早的家法，帝国永远不变的法则。

    在赵匡胤的家法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一个“防”字，从这点上看，他还是有着超前意识的。在安危的层面上，不论为他自己的安全，还是帝国的安危，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想法都能赶超千年之后的人们。

    自上而下，自内而外，层层设防，环环相扣，互相牵制。本来一个人可以办的事，无形中多出了好几人，原本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必须几人商议后方能决定，耗时耗力，外加浪费钱。

    皇帝显然不在乎这些，他要的只是天下无事的局面，只要能确保赵家江山，该做的牺牲还是要的，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天下在自己手中，何愁没有钱。

    第一个让皇帝盯上的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在赵家这个家族企业里，如果皇帝是董事长的话，那么宰相就是总经理，他得向董事长（皇帝）负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这位总经理（宰相）去决策管理。

    不管怎么说，董事长都会选择忠实可靠兼有能力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可是，董事长（皇帝）也有担心的地方，他怕自己亲自任命的这位总经理不负责任（一通乱搞），或是太负责任（把自己架空），不管是哪一种结果，董事长（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

    为解决不负责任的问题，皇帝一次都会任命好几个总经理（宰相），当然，他们之间也是有主次区别的。俗话说的好人多力量大，这样办起事来可以相互商量，最终给董事长（皇帝）拿出一个最佳的方案。为了能让自己今后的日子过的舒心，董事长（皇帝）在任命总经理（宰相）是就留有一手，他会选几个关系不是太好、性格有些差异、最好是不同地方的人当总经理（宰相），一旦遇事，几个人经常争执不下，拿不定主意时，还得跑去找皇帝定夺，这样不负责任的问题似乎被简单解决了。

    即便如此，皇帝对宰相大人还是一百个不放心，他们能管的事太多了，管的也太宽了点。为了不让这些栋梁之臣累着，皇帝打算把宰相的权利来一次合理而细致的划分，这完全符合管理学的要求。政事上宰相说了算，军事上的事被一个叫做枢密院的机构管理，财政上的事权归三司（盐铁、户部、度支）。

    起先，这两个新成立的部门只为应付眼前的问题，然而经过赵皇帝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这种安排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一定要把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确立下来。有权的没兵没钱，有兵的却没权缺钱，有钱的却又没兵没权，三选一，不论哪个部门要想跟皇帝叫板，那都差远了。

    老谋深算的范质早就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为了尽量避免跟皇帝碰面，他提议，干脆把宰相坐议去掉。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也只有遇到大事时宰相才会有如此待遇。可以坐着跟皇帝聊天，又有茶喝，这是天大的恩宠，一旦把偶尔坐坐的机会也丢没了，那帝相间的距离就不是一个人的差距，飞龙腾空升天，虎只能行于山川。

    解决了宰相的职务问题后，宰相所在的部门也开始简化，尚书省早废，中书、门下合二为一，六部形同虚设。这样临时性的枢密院、三司完全派上了用场，在战时一个枢密院可能会干几个部门的活，三司的事也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忙时相互参和，估计皇帝自己也理不清楚。

    对于枢密院这个特殊单位，赵匡胤也煞费苦心的做了一番安排，他规定枢密院只管兵籍、调令，至于招募而来的士卒，则由将士带领进行日常操练，历史似乎又穿越回了战国，不过这次掌管虎符的是枢密院。

    为收回对地方的控制权，他用赵普的计谋，开始拿节度使开刀。王景死在凤翔节度使任上，赵匡胤派人去接替，可上任官员接到的却非节度使任命书，而是凤翔知府，从人员选派到所任官职，都有皇帝自己的打算。

    从此知州、知府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此次被派去的都是文人，这些人都是纯正的儒家门人，按正规的科举路线一步步爬上来的。

    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感，父亲母亲不如君亲，在他们眼中只认皇帝一人，是皇帝的恩德使他们从低处走到高处，走上管理的岗位。

    可就是这些新的支持者和生力军，皇帝也非全然放心。按能力和品行，成绩过了的文人都得了一官半职（除了些许可怜的选人们），这个官职跟做官毫无关系，他们是官却从不管事，官职只为领俸禄的时候方便别人核实。

    要想真正为皇帝做事，则要看自己的表现了，对于表现好的，皇帝都会特意外放，做个知州、县令什么的。不过这种任命是暂时的，谓之为差遣（有任务的临时派遣），虽说皇帝一言九鼎，可他还是随时有可能收回任命。下放的官员都是空降到地方的钦差大臣，做完该做的事就要回去复命，那时又是无事一身轻。

    如此一来，所有的权利都归皇帝，大臣们全是合同工，能行就接着干，不行就辞退他们，想当官的人多了去了。

    即使这样，皇帝还是不放心，为防止这些知州、县令们搞一些小动作，在当地一手遮天。皇帝特意为他们安排了副手，派往州府的副手通判比知州更加贪婪，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州府里的事无所不管，皇帝又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有事可通过特殊渠道给皇帝打报告。

    这些人到了州府，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根本不把自己的长官知州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皇帝出来说事。协同工作无法开展，各地反映相当恶劣，赵皇帝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改变了策略，规定所有的文书、命令均需二者署名方可实施。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官名听起来不一样之外，州里一把手跟二把手毫无区别。

    在帝国的最低一层的官员队伍里，是毫不起眼的县令和主薄，皇帝对此也予以高度重视。他特意为县令们重新配置了县尉，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捕盗、审案子（其职务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兼县法院院长）。此外还有一个极具战略性的目的，进一步压缩镇将（节度使亲信）的控制范围，从而快速取缔这些武夫。

    对镇将的所作所为，皇帝早已不满，审讯犯人时往往只听一面之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正义和道义在他们手中如同儿戏。

    有这样一个案例最能说明他们，一户人家生了个不成器的儿子，跟有名的反面教材周处比起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杀人放火，坏事干尽，反正被他祸患过的人没到少数，所有的人都对这人恨的牙痒痒，包括他的父母兄弟。最后，在家里人的精心策划下，这人终于彻底消失了，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出了人命案，镇将们终于找到了事做，他们火速接手此案，经过一番分析（其实也不用分析），他们极为赞同那条杀人偿命的亘古定律。眼看这家人要共赴黄泉，偏偏皇帝得知了此事，他打算一定要管一管，为民除害也要偿命，还有没有天理王法？说到底王法还不是皇帝说了算，他表示此事不但无罪，还应受到表彰，大义灭亲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所有一切表明，这位征战多年的皇帝对谁也不放心，复杂而独具匠心的设计，只为牢牢的固定住这些人，让他们安安心心的为自己办事。面对这支愈来愈庞大的队伍，他确实做到，可最终也难逃祸起萧墙。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让他的继任者们吃尽了苦头，纵使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逾越他早已设定的框架，家法永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