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时间略微一长，这些偶像的形象就被颠覆了，从一些学长那儿就听到了关于这些老师们的坏话，一些师兄们常教育我们说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太傲，太虚伪，以致于看不起我们来向他们求学的学生们，“因为他们伟大，他们光荣，他们是人物，而咱们呢，从农村或者偏远的城市里来的一个穷学生而已。”师兄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鼻孔是朝上的，两眼看着天，语气里搀杂了不少的火药味、酸味和不屑。
    我对这些话是将信将疑的，不和钟洋一样完全相信。
    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我的老师们有些还是十分热心和慈爱的，虽然有一些脾气大一点的老师，可是那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不大认同师兄们的话。钟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新生容易被人欺负和欺骗，这些老奸巨猾的老师们就是想从我们这里博得个同情才故意这么做的，其它院系的老师们早已露出了狐狸尾巴，咱们院系的老师们迟早会露出原形来的。
    终于有一天我也相信了，从一位讲哲学的瘦高老头——严教授那里见证了他们的狂傲，他们的目空一切，以及和我的师兄们共有的一些特征。
    我是随钟洋一起去听课的，钟洋说这个教授讲的好听，所以要我陪他一起听课。我们到教室后我们选择坐在了教室的前排。
    严教授是正好在上课铃声响起来后进来的。严教授进来后，后排有三四个同学们仍然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叫嚷着。有些同学特别是起床起的特别迟的同学们竟然忘记了梳头，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垂着头在严教授的后面跟进来。进来，那儿也不看，就只往后面走，待快碰到墙壁了，才猛然拐弯，顺势找个座位就坐了下来。还有一些同学的衬衣也忘记换了，脸忘记洗了，甚至有穿错的鞋子等等都有。几个同学提了袋酸奶之类的东西和小包子，一边在严教授前后进来，一边往嘴里面使劲地塞着东西，吧嗒吧嗒地毫无顾忌，不是肆无忌惮地大口咀嚼着食物。
    严教授当然没有顾及这些，可能想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只是昂着头，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拿就走上了讲台。严教授上讲台后没有向我们问好，当然我们也懒得向他问好。台下三十多个学生都没有想过给老师问好这个问题。严教授可能太习惯这样互相问好的场合，所有严教授静静地从容地从讲台边的饮水机接了一杯水，拖了把椅子，安静地坐下，便开始了讲课。
    严教授的确瘦，瘦的让人担心，一件衬衣罩正在他的身上跟一件大袍子搭在一根麻杆上一样的感觉，风一吹，便充满了空气，鼓囔囔的，跟一个布袋差不多。他一边声情并茂地讲着课，一边悠然自得地喝着水，自然，随意，没有一点做作，上天下来的神仙一样的洒脱，只是，他上课的时候眼睛从不朝我们看来。这一点使我对他的印象有些不好，有种被人忽略或者视而不见的感觉。从这一点上我就开始反感这样的教授，因为从我上学之日起我就觉得老师应该像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比如要吵不知道学习的学生，比如要鼓励一下聪明的孩子等等，可是这个教授却不是以前我所遇到过的老师，他究竟怎么了？
    这个时候，后排有个同学大吵，要喧闹的同学安静一下。也有几个人不耐烦了，夹了书本要往外走，也有几个同学不知道是怎么了，跟着起哄。当然，更有几个同学爬在桌子上很安静，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有三四个女生一路说说笑笑，从门口走进来，刚要坐下，发觉走错了教室，慌忙起身，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往外跑，身后一个略胖一点的女生不小心把背包中的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给抖落到了地上，引起了一群好事者哄堂大笑。
    严教授竟然没有因为下面学生的捣乱或者对他的不尊敬而把讲课给停顿下来，他依然如故，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尼采的哲学之中，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地讲着，一只手忽地抬起来，又忽地放下来，做些让我们看不懂的姿势。眼睛微闭微睁，头颅有是晃过来晃过去的，偶尔站起来，从讲台的这边走到那边，盯着地板，讲一会儿，然后回来，又回到这一边来，盯着墙壁再讲一小会儿，然后就又回来，或者干脆再跌坐进讲台上的椅子当中——直到现在我仍然奇怪，为什么这所学校的讲台上都又一把椅子，而且是那种舒适的靠背的椅子。
    后排那个原先要求前排几个同学安静一下的同学这时嚯地站了出来，把书迅速地合了起来，然后又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弄出一阵很响的声音来。我们便一起看了看他，他叫邱泽洋，他的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邱泽洋把扔了的书又塞进书包里，拉了拉洁净的白色衬衣，斜着目光，对仍在喋喋不休的严教授说：“严教授，能否动用一下上天赋予你的权利来维持一下这糟糕的秩序，难道这样气氛正是你所期盼的课堂氛围吗？”听的出来，这个同学对于这种环境确实是腻烦了，否则，他不会在教室里这样大胆而且是赤裸裸地直面质问这些自诩为博学者的教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