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丽华，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秀的第二任皇后，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管仲的后裔。
    阴丽华在历史上以美貌著称。史载，刘秀还是一个没落皇族之时，十分仰慕阴丽华的美貌，不禁叹曰：“娶妻当得阴丽华”。昆阳之战后，刘秀于宛城迎娶阴氏为妻。一年之后，刘秀又在河北迎娶了出身于西汉王室的郭圣通。
    东汉王朝建立，郭氏成为皇后，阴丽华则为贵人。建武十七年，皇后郭氏被废，贵人阴丽华受封为皇后。阴丽华在位二十四年，死后与刘秀合葬于原陵，谥号“光烈”。《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阴后在位之时，端庄贤淑，不喜言笑，有母仪之美。
    阴丽华出生在一个极为显赫的家族。据《后汉书‧阴识传》载：“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就是说，阴氏家族是名震古今的春秋名相管仲之后。到了第七代子孙管修的时候，从齐国迁居楚国，被封为阴大夫，以后便以“阴”氏为姓。秦末汉初，阴家举族迁到了新野。
    不但出身显赫，阴氏家族还是当时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户，《后汉书‧阴识传》载：“（阴家）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邦君”就是分封的诸侯王。就是说，阴家占有巨量的土地，车马和奴仆可以同分封的诸侯王相比。
    刘秀，荆州南阳郡白水乡人，一介布衣，以在家乡种田、贩粮为生。但刘秀这个布衣和其他人又略有不同，刘秀的身上有西汉刘氏宗族的血统，刘秀这一支族人的远祖就是西汉的景帝与卑贱的宫女唐儿所生的长沙定王刘发。《汉书‧平帝纪》载：“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到了西汉末年，有刘氏宗室血统的后裔已经遍布天下，有十多万人。刘秀的这一支族人生活在南阳，更是和皇室毫无关联的布衣平民。故三国时期的曹植《汉二祖优劣论》的开篇即言：“汉之二祖（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俱起于布衣”。
    刘秀有一姐夫名叫邓晨，家住南阳新野，而邓晨与新野的名门望族阴氏有亲缘关系。借助于这层机缘，刘秀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个名门望族家的小姐—阴丽华。作为官方正史的《东观汉记》等史书，不可能详细记载刘秀和阴丽华到底有多深的接触和情缘，但是有一个事情却交代的颇为清楚：那就是阴家小姐的美貌给了刘秀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在长安求学的刘秀，有一次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盛大的场面深深的震撼了刘秀，身为太学生的刘秀不禁感叹道：“做官就要做执金吾这样大的排场的官，娶妻子就要娶阴丽华那样美貌的妻子”。
    于是，更始元年六月，刘秀在宛城迎娶了他多年来仰慕的佳人阴丽华为妻。然而仅仅相处了三个月之后，即受更始帝所遣西去洛阳。刘秀只得将阴丽华送回新野娘家，只身前往了洛阳。王莽死后，天下土崩，诸多势力拥兵自重，以观天下之变。在新末农民战争中掌握了大量武装的诸多割据势力并不肯就服于更始政权，如更始帝派去接管蜀地的官员即被益州公孙述击杀，其余各处的诸侯和地方军阀亦多杀更始官吏，不许更始政权染指本地。而刘秀正是更始帝派往河北，企图收取河北之地的使臣。
    就在刘秀准备在河北招兵买马进攻邯郸的同时，河北三王中拥兵十余万、实力最强的真定王刘扬一直在观望。为了真定府的十万大军为己所用，刘秀遂派部下刘植去真定府游说。最终双方达成了刘秀迎娶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用这种联姻的方式，促成两家的联合。刘扬的这位外甥女郭圣通，就近世来说，出身比阴丽华还要显赫。阴氏家族虽为名门望族、管仲后人，但近代以来，阴氏未曾出现什么极为显赫的人物。而郭圣通则完全不同。她的外公是汉景帝的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与刘秀这种顶着刘汉宗室头衔的“破落户”不一样，郭圣通是货真价实的西汉皇室后裔。
    阴丽华同郭圣通（刘秀的第一任皇后）在内，对刘秀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女人，没有一个是在太平盛世的情况下嫁给刘秀的，都是从刘秀于乱世的危局之中。十年之后，即建武九年，刘秀伤感于阴氏家族遭逢变故（时刘秀身在陇右一线征讨隗嚣，后方京师洛阳附近发生变乱，流寇杀死了阴丽华的母亲），在诏书中引用了《诗经·小雅·谷风》中的句子：‘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大意就是说：“惶恐危难的时候，只有我和你在一起，现在安乐富贵了，你却将我抛弃了”。东汉时期，为附庸风雅，极爱引用古代经典，不光是刘秀，后来的曹操也在其《短歌行》中，引用了《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刘秀是借用《诗经》中的语句来表达对自己的自责，对阴丽华只能列为“滕妾”身份的一种深深的愧疚。可见，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刘秀对当年阴丽华在宛城中陪伴自己度过那段人生中最为惶恐煎熬的时光仍然是念念不忘。
    建武元年，对刘秀来说是开基立业的一年，对于刘秀的两个女人—阴丽华与郭圣通来说，同样是不平静的一年。这年，在刘秀平定河北时一直伴驾左右的郭圣通为刘秀生下了第一个皇子，就是后来的太子刘疆。这不但对刘秀是一件大事，对整个草创的东汉王朝来说也是一件大事。郭氏除了喜悦之外，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件事情，定都洛阳之后，光武帝刘秀遣侍中傅俊（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护送他的另一个女人阴丽华来到了洛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一载：“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节迎光烈皇后于淯阳。俊发兵三百馀人，宿卫皇后道路，归京师。盖税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饰洁，相传名皇后浴室”。对于郭圣通来说，刘秀的这另外一个女人是陌生的，显然她也不是郭圣通愿意见到的人。而对阴丽华来说，两年多之前，刘秀与她离别而去，之后她随家人几经辗转，惶恐度日，好不容易盼到两人再聚，却已是物是人非。昔日的夫君不但已登基称帝，身边还多了一个她不曾相识的女子，而且这个女子还有了他们的骨血，阴丽华的心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封建帝制时代，讲究的是“帝后同体”，东汉皇朝建立之初，有帝无后，郭、阴二女均同封贵人。两位贵人中，刘秀以阴氏雅性宽仁，有“母仪之美”，欲立阴氏为后(“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古之女子，未有不以登后位为人生至荣，可阴氏却坚辞不受，“自陈不足以当大位”（《太平御览》144卷引《东观汉记》）。
    相对于郭圣通来说，阴丽华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貌美，甚得刘秀本人宠爱。但郭圣通的到来却为刘秀平定河北立下了大功，且在平定河北之时，郭圣通一直伴驾左右。河北，是汉光武的龙兴之地，可以说没有平定河北，就没有日后的东汉王朝。东汉初年的功臣宿将，均是从河北追随刘秀而来，只知皇帝身边有一位身世显赫的郭圣通而不知还有一位贵人阴丽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郭氏已经生下了皇长子刘疆，而阴氏尚无皇子。故立阴氏为后，实众心难服。所以阴丽华坚决辞让，始终不肯接受后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遂立郭皇后”《后汉书》）。
    建武二年六月，郭圣通被册封为皇后，其子刘疆被册封为太子。
    东汉王朝初建，虽然据有幽、并、冀三州及黄河以南的大部土地，但其西有关中百万赤眉大军，东有梁王刘永集团（为平定“七王之乱”立下大功的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南方则有秦丰、李宪等称王称帝的强大割据势力。这些割据一方，或称王、或立帝的强大军事集团，对东汉王朝的存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至于西蜀公孙述、陇右隗嚣，更是刘秀日后的大敌。至建武六年初，经过六年连年不断的征伐与兼并，东方群雄皆灭。据有东方的刘秀与陇右的隗嚣、西蜀的公孙述，形成了东西对峙的鼎足之势。
    建武九年，毗邻京师洛阳的颍川和河东两郡发生变乱，叛军和盗贼四起。这场叛乱在刘秀的亲自平定之下，很快平息，但贵人阴丽华的母亲和弟弟在这场叛乱中，为“群盗”所杀。这令刘秀感到甚为悲伤，为了安慰阴丽华，刘秀下诏说：“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士，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
    皇妃家眷遇害，皇帝下诏安抚，也在情理之中。但皇帝却偏偏在诏书中说了很多有关男女之情的话。最重要的是，诏书很直白的说出了在皇帝的眼中，拥有“母仪之美”的阴丽华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而郭皇后能成为皇后，完全是贵人阴丽华“固辞”的结果。这个诏书一下，让身为皇后的郭圣通情何以堪？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针对东汉建武九年刘秀所下的这道诏书，写下了《诏令不可轻出》一文：“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建武前期，光武帝与郭皇后关系还不错，即《后汉书‧皇后纪》中所说的“有宠”，郭后也为光武帝先后生下了五位皇子。但到了建武九年，郭后已见失宠，《后汉书‧天文志上》载：“建武九年，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
    建武十二年，东汉大军攻破成都，蜀帝公孙述灭亡，割据北边的卢芳见天下大势已去，遂奔入匈奴，最终客死他乡。至此，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经过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削平关东、陇右、西蜀等称王立帝的割据政权，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原王朝再次归于一统。
    天下的一统并不能改变渐受冷落的郭皇后的不安与怨恨。《后汉书‧皇后纪‧光武郭皇后》载：“（郭）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失宠的郭皇后在刘秀面前多次表达自己的怨恨与不满，帝后关系颇为紧张。郭后这样做不但不能挽回局面，反而加剧了光武帝的反感和对自己身后事的担忧。终于，到了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决定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丽华为后。光武帝下诏曰：
    “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宜奉宗庙，为天下母。”
    宋代的赵与时所著的《宾退录》载：“‘娶妻当得阴丽华’，唐与政谓观此语，知郭后之必废。然予观《刘植传》载：‘刘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杨，杨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杨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则是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范晔不以此书之《后纪》，故前辈议论未尝及之。”《宾退录》，是记录宋代文人雅士言谈的一本书籍。唐与政、赵与时，均为宋代文人。从《宾退录》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在古人看来绝非平常之语，光武既有此叹，必是早对阴丽华情根深种，故日后郭后失宠被废，实属常情，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二是，当时可能有其他人认为，郭后被废，阴丽华肯定在皇帝那里说了毁僭郭氏之语，使得皇帝疏远了本来宠爱的皇后。但赵与时又在唐与政对“丽华之叹”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以《刘植传》中的记载做补充说：“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他还认为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应该把《刘植传》中光武和郭后联姻的内容写到《皇后纪》中去，这样事情就更加的清楚了。
    光武帝废后的原因，主要还是偏宠于贵人阴丽华母子。但刘秀的废后诏书并未提及此事，而是说了另外一个原因：“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诏书中所说的“吕、霍”，即西汉一朝的吕后和霍成君。西汉初年，高帝刘邦驾崩之后，即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人彘”事件。残酷的迫害，可谓震动后世的宫廷。范书《皇后纪》的《和熹邓皇后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邓）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祐，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邓后就是东汉第四代皇帝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在其作贵人之时，险些因惧怕和帝死后自己遭到同戚夫人一样的“人豕”之辱而服毒自尽。邓绥乃日后名震东汉一代的女主，且又已经事隔了三百余年，可见此事对后世宫廷的影响。为保一旦自己突然驾崩之后，宠妃阴丽华母子们的平安，刘秀对废后一事非常坚决。同时，邓禹、马援等开基重臣也未有人提出异议。只有曾教导太子读书的郅恽小心翼翼的在大殿之上替郭皇后说了一些劝谏光武帝的话。
    郭圣通被降旨废为中山王太后，移居皇宫北宫居住（东汉宫殿结构为南北宫，初期帝后都在南宫居住），虽然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也算是历代废后之中为数不多的幸运之人了。历代大凡是失宠被废的皇后，下场都极为悲惨，轻则幽禁而死，重则如唐高宗的废后王庶人，被剔去手足，浸在酒缸中折磨而死。而刘秀并不想将郭氏置于死地，他只是不想将东汉基业交托到郭氏母子手中。他给了郭氏一个“王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将她废为庶人，这在视等级如生命的封建社会，等于给了郭氏一条生路。
    封建时代，因为深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之影响，认为皇后无有大过不可轻废，故后世之人对刘秀的废后之举持负面看法者亦不在少数，认为这是汉光武的一生最失德之处，有曰“废郭立阴，圣德之玷”，如晋代史学家袁宏、明代大儒方孝孺、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和李贽等等。自汉光武后，历代皇帝每欲以私情无过废后时，臣下都不忘以光武黜废郭后为反面教材劝谏之，如宋代仁宗废郭后，明代宣宗废胡后，清代顺治废博尔济吉特氏，足见光武废后之事对后世的影响。又《晋书刘曜传》曰“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何必不如明帝！”更是对光武废后易储之事提出严厉批评，光武废后之事诚不足以为后代效仿。作《历代通俗演义》的近代史学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对刘秀废后一事中也说道：“光武帝能容功臣，独不能容一妻子，废后之举，全出私意，史家多讥其不情。”
    郭后被废十一年后病逝，安葬于洛阳北部的邙山，那里也是东汉历代帝后的安葬之处，古人历来就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
    光武驾崩之后，明帝即位，对阴氏、郭氏的族人一视同仁，当时在京师洛阳，郭氏家族与樊氏、阴氏、马氏，并称为“四姓小侯”（见《后汉书‧明帝纪》）。就连到了章帝时代，身为阴丽华嫡系子孙的汉章帝还亲到郭氏家中，大会郭氏族人，君臣非常的和睦。阴氏黯然的做了十六年的贵人，也就是“妾”的地位，但仍能如此不偏不倚的厚待郭氏一族，除了她身为管仲后人，注重家风品行之外，还与她自身的品性有极大的关系。亲身经历了建武、永平两朝、对阴皇后极为熟悉的老臣第五伦在上疏中说到：光烈皇后“友爱天至”，就是说她天性善良，不愿去伤害别人（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建武中元二年，光武皇帝驾崩，明帝即位，尊皇后阴丽华为皇太后。东汉一朝，女主之盛，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绝无仅有，“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范书《皇后纪》语），二十四史中，对后妃的记载都是《后妃列传》，唯有东汉一朝的后妃是《皇后本纪》。阴丽华作为东汉开基之后，相对于后来的邓、梁等女主，在政治上是没有建树的，唯一做过的一件政治大事就是帮助明帝立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为后，也就是那位被尊为中国历代贤后楷模的东汉明德皇后。
    汉明帝永平七年，在位二十四年之久的阴丽华驾崩。《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丁孚之《汉仪》记载：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后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
    邓太后功盖一代，其驾崩之后下葬的礼仪完全比照了阴丽华当年的规模和程序。而终东汉一朝也只有邓绥获得了如此的殊荣。
    阴丽华在位二十四年（包括皇太后阶段），死后与光武帝合葬于原陵。东汉明帝君臣上其谥号为“光烈皇后”，谥法：秉德尊业曰“烈”。从未登上过东汉政治舞台前台的阴丽华在死后却得到了同后来临朝称制达20余年的东汉顺烈皇后梁妠（梁冀之妹）一样的谥号。阴丽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谥号的皇后。唐代的李贤在为《后汉书》作注时，在《皇后纪》的结尾处引用了东汉末年大儒蔡邕的《和熹邓后谥议》一文：“汉世母氏无谥，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称，是后转因帝号加之以德，上下优劣，混而为一，违礼‘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谥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体，礼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谥宜为和熹。”这是东汉初平年间，蔡邕上疏汉献帝，要求追正邓太后谥号的一篇行文。蔡邕为东汉时期的一代大儒，对汉室皇后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蔡邕此文的本意是认为邓太后于社稷有大功，应当改谥为“熹”，但同时也道出了汉室为皇后加谥号的制度起于阴丽华的“光烈”。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皇后纪》篇章的结尾总结道：“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
    宋朝著名史学家宋敏求在其记载宋代典章制度的《春明退朝录》一书中记载：“皇后之谥，始于东汉”。
    自东汉光烈皇后阴丽华开始，一直到唐初的文德长孙皇后为止，这种“帝谥”加之“本谥”从而构成皇后谥号的模式一直沿用了六百余年。直到唐中期之后才改为其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