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马伊琍；《明宫迷案》萧蔷。
    郑氏（1565～1630），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明万历初入宫，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生皇三子朱常洵后，进封皇贵妃，因太子久不立，外廷疑郑氏有立己子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册立。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牵连郑贵妃，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事。明神宗崩，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朝廷下诏选美备嫔妃。万历十年二月，册郑氏为淑嫔，万历十一年八月，晋德妃，万历十二年七月，晋贵妃。万历十四年，生皇三子朱常洵后，进封皇贵妃。生皇三子福朱常洵、四子朱常治、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兴趣，对其他的妃嫔也同样毫无兴趣可言。那个在他生活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会出现，这时的他感到的依然是空虚和烦闷。朱红色的宫廷固然壮丽辉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灵光风采，因而显得平淡无奇。即使雕梁画栋之上刻满了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因缺少鲜活的血液而显得干枯单调。按照节令，宦官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再换成轻纱，直至打扫落叶，疏通御沟……这一切越来越显得重复无聊，在遵循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选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皇宫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只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她们的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已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不料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万历陪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皇帝首次得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三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14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近400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荡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筋疲力尽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作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现在时机已到，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皇帝和群臣为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福王进轿启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欷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