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初中毕业的时候，锦华姐和祥子哥恰好是高中毕业。祥子和锦华学习都很好，初中毕业后双双考进了北京九中。九中在北京算不上什么大名牌，但是在石景山区是排名第一位的学校。两个人学习都不错，祥子是语文课代表，锦华是俄语课代表。不知是因为她长相特殊，俄语老师特别关照她，还是因为遗传，反正她的俄语特别好。锦华长成大姑娘了，一头柔软的金发黑里透黄，一双蓝眼睛蓝得发黑，高鼻梁，深眼窝，下巴微微向前撅起，既有欧洲人那种线条分明的轮廓，又有东方人的含蓄和柔媚，皮肤又细又白，就像刚出锅的水豆腐，走在街上，会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祥子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一米八几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浓眉大眼的，还是校篮球队的中锋。两个人从小在一起形影不离，长辈们都说，这两个孩子真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锦华姐和祥子哥这么要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年小学老师和牛婶共同商量的计策使锦华摆脱了受人欺负的境遇，但是却在她心里埋下了另一层阴影——她认为牛叔和牛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有句名言说，一个谎言要用一百个谎言来遮盖。锦华长大一点之后，就不断地问牛叔牛婶，她父母亲有没有留下名字？现在在哪里？她能不能到苏联去找他们？面对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牛叔和牛婶只好编出第二个谎言来骗她：“你爸爸妈妈在解放东北的时候牺牲了。”可是接着锦华又有了新的问题，他们是在哪牺牲的？有没有纪念碑？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地方？我能不能去看一看？牛叔和牛婶只好再编谎来骗她。牛叔和牛婶闪烁其词的神情，使锦华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信赖的人就是祥子。祥子对她来说，既是兄长，又是恋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密友。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使他们过早地偷尝了禁果，她怀孕了。就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被学校开除了。如果在西方国家，这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就在他们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年代，美国已经开始给中小学生发避孕套了。可是在我们这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却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在六十年代就更可想而知了。年轻人出了事，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出口，只有等着在人前出丑，而且，从家长到老师同学，得不到任何同情。没出事之前，姑父和牛叔颇以这两个孩子为骄傲。可是出事以后，姑父把祥子打得不敢回家了；锦华也被骂得在家里待不下去，跑到我家来了。母亲问她怎么了，她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母亲说：“不要紧，这算不了什么，年轻人在一块处长了，难免。将来早点找个工作，早点结婚，事情就过去了。”
    母亲这么说，使锦华稍稍感到了一点安慰。自从出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给过她一句同情的话。
    “可是眼下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先喝点水，消消火，回头我去和你爹妈说。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锦华哭着说：“大妈，要不您借给我点钱，我自己去做人工流产吧。省得他们再骂我。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吧！”
    “谁说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正说着，牛婶找来了，一进门就冲着锦华骂开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啊，又跑到你大妈这来了，你给我滚回去！”
    锦华躲在母亲身后说：“我不回去，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用你们管！反正你们横竖瞅我不顺眼！”
    牛婶气得火冒三丈：“还反了你了，再说我撕你的嘴！”说着，上来就要打。母亲拦住他说：“大妹子，消消气，让她在我这待会，我劝劝她。”
    “不行！这丫头从小就让他爹惯坏了，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天你非给我回去不可！”说完，上来就给了锦华脸上一巴掌。锦华从小娇生惯养，从来没受过这个，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同样是抱养的，人家鲁大妈打过育农一巴掌吗？”
    牛婶气得浑身发抖，说：“你说什么？你是抱养的？”
    母亲在一旁说道：“你这个傻丫头，你糊涂呀！我是亲眼看着你妈把你生下来的，你怎么说你是抱养的？”
    这下锦华可是真糊涂了：“不是说我是苏联红军的后代吗？”
    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再想往回圆，已经很困难了，转念一想，锦华已经这么大了，迟早是瞒不住的，要不是这么瞒来瞒去的，兴许还不会出这样的事呢，她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牛婶一眼，牛婶含着眼泪说道：“跟她说实话吧，这么大了，也瞒不住了。”
    “那你先回去吧，我慢慢跟她说。”
    牛婶为了避免尴尬，先走了。母亲对锦华说：“你是苏联红军的后代不假，可是你妈也是你的亲妈，你爹虽然不是亲爹，可是待你比亲爹还亲，他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妈结婚的，你知道吗？”
    锦华一听这话，又哭了起来，说：“你骗我！从小你们就编瞎话骗我，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实话，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妈能不能告诉我实话？”
    母亲拿过一面镜子递给锦华，说：“我没有骗你，不信你自己照照，看看你长得像不像你妈。你再仔细看看，你的头发虽然是黄的，可是根上是不是发黑？你的眼珠是不是也有点发黑？苏联人的眼睛是这样的吗？”
    “难道说我是混血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用细说了，你这么大了，猜也能猜出几分来。不过回去不要问你妈，免得让他下不了台。再大点，你自己就什么都明白了。”
    第二天，母亲和牛婶陪着锦华去做了人工流产。父亲找到了祥子哥，把他送回了家。
    锦华的出身之谜解开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说说笑笑了。这种尴尬的出身，给她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她宁愿在心里永远保留着一个关于苏联红军的神话，也不愿意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可是这是她命运中注定必须承受的。她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够承受了。
    在锦华和祥子出事之前，石钢建筑公司开始动员干部和职工支援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指的是相对于沿海和边疆来说的内陆地区，沿海和边疆地带属于一线，与边疆地区相邻的省份和地区属于二线。具体说，三线是指以四川北部和甘肃东南部为核心向陕西、湖北、青海等省辐射的诸省份和地区。在人们的观念上，甘肃属于大西北地区，但是打开地图一看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兰州是中国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六十年代初，美国带头发动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也叫嚷着反攻大陆，加上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国家不得不将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三线，准备应付战争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军工企业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尖端科技企业，大都布局在三线。
    支援三线建设是自愿报名的。父亲还在积极争取入党，并且一直是重点培养对象，不报名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深层的原因却是生活所迫。六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94块钱那里供得起？在动员会上，曾先期到甘肃作过实地考察的党委书记刘天明告诉他们，那里的物价比北京便宜得多；而且是十一类地区（解放后为确定工资标准划定的地区类别，比较艰苦的地区类别高、工资高），工资比北京高20%；子女在北京就业困难的，还可以在西北安排工作。这些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职工来说，无疑比那些口号更具有吸引力。刘天明很会做工作，他的话句句都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找人算了算，如果去了，他的工资要比在北京高19块钱。19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而且，这次支援三线，可以不带家属，将来退休还可以回到北京来，父亲当时已经五十岁过了，离退休不远了，因此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甘肃。
    但是，带不带家属，父亲没有贸然决定，他想一个人先去看看再说。牛叔、赵叔和姑父也都报了名，他们看上了西北的工资高、生活费用低，子女也可以在那边就业。父亲是在姐姐参加完中专考试之后走的，祥子哥、锦华姐，还有锦生，都跟着一起去了甘肃。
    半年以后，父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提包和一篮子鸡蛋。那个大提包里只有两样东西，上面是一大块猪肉，底下全是土豆。父亲得意地拿起那块猪肉对母亲说：“你看看，四指膘！这回不愁没油吃了。”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土豆。那土豆太大了，一个足有一斤多，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土豆，我们弟兄四个和妹妹一人拿了一个当玩具在手里摆弄着玩。父亲坐在小板凳上，点起一锅旱烟，边抽边问：“你们猜这土豆多少钱一斤？”
    过了一会，见我们都没有回答，父亲就揭了谜底：“才一分钱一斤。”
    “真的？”母亲惊喜地问道：“那猪肉呢？”
    “四毛五。”父亲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母亲提过那只篮子，一边向外拾篮子里的鸡蛋，一边问：“那鸡蛋呢？”
    “这回我保证你们谁都猜不着。告诉你们吧，四分钱一个。”
    母亲有点不敢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不是骗我们吧？这么大的鸡蛋，七个就能称一斤，一斤才不到三毛钱？”
    “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刚去的时候，一块钱能买四十个，后来去的人多了，一下子就把价钱抬起来了。”
    母亲惊呼道：“天哪，一块钱四十个，跟北京的西红柿差不多。”
    “怎么样？跟我到西北去吧？”
    一听说要到西北去，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立刻欢呼起来：“噢，我们要搬家喽！”
    “我们要到西北去喽！”
    可是母亲的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难回答了。背井离乡几十年，好不容易回到了故乡，还没找到自己的亲人，就又要走了，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自己远离故土不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难道都要留在西北不成？听说那里连草都不长，孩子们大了会不会埋怨？可是不去母亲又放心不下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身边没个人照顾，自己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凉一口热一口的，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照顾？父亲走之前，已经住过一次医院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可是也在提醒母亲，毕竟是有年纪的人了。母亲考虑最多的是经济问题，父亲在西北虽然多挣了十九块钱，可是这样两地分居再加上来回一折腾，等于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嘛，哪里能生存就到哪里去，北京再好，和你一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亲情、乡情固然重要，然而，为了生存，哪里容得你儿女情长？母亲倾向于去，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过了几天，姐姐放假回来了。父亲郑重地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我们这些子女的意见。姐姐没表态，母亲考虑到的问题她都考虑到了，她很难表这个态。说不去，让父亲一个人在大西北，她不忍心；说去，又关系着弟弟妹妹们的将来，所以，整个家庭会议就是我和二哥在不停地嚷嚷，我们俩是坚决的主去派，两个更小的弟弟妹妹虽然也嚷嚷着要去，但是他们的话不作数。
    父亲说：“你们俩别瞎嚷嚷，听听你大哥怎么说。”
    大哥上初二了，比我们要懂事得多，他说：“要我看还是得去，去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好多了。”
    父亲说：“你别考虑家里的经济，再难也不过是几年的事，你姐姐再有两年多就毕业了，等我退休你们也都长大了，主要考虑你们自己，将来大了留在西北后不后悔。你不是还要考什么艺术学校呢吗？”
    大哥说：“要考去了也一样考。全国都是一样的。再说我这个水平也不一定能考上。还是听二小和三小的吧，他们不怕留在西北，我也不怕。”
    父亲听说去了也能考，觉得放心多了，又把目光转向了二哥和我，我们俩是毫不含糊，坚决要去！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和不去有哪些利害关系，只是希望生活有所变化。
    姐姐在一旁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一时冲动，可要想好，去了再想回北京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要后悔！”
    我说：“不后悔！”
    父亲又加了一句：“将来长大了可不要埋怨我们哪！”
    我们弟兄几个一齐说：不会的！母亲又盯问了大哥一句：“你别管他们俩愿不愿意去，你只说你自己愿不愿意？”
    大哥可能是受了我们的感染，十分肯定地说：“愿意。”
    当然，我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去与不去，最终还要由父母亲决定。最后，父母亲决定姐姐留下继续上学，其他人一起跟着父亲去西北。事情一定下来，就开始动手准备。母亲动手收拾衣物，父亲把收拾好的东西一件件打了包，姐姐去办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迁移，那个春节虽然很忙，却是我小时候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春节，大年初六，我们一家人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