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一下子招募这么多建筑工人是有计划的，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鞍钢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要完成三十七项重点工程，其中包括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炼铁高炉三大工程。父亲有幸参加了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
    添厂子对父亲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首先是考级，给了他极大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多年来，他只知道挣钱养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样高的技术水平，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了社会地位，公司里像他这样的七级工不多，很受重视，工程上一遇到问题，就要把他们请去，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开会讨论、征求意见，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对他们都很尊重，真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父亲很重视这种感觉，从他开始步入这个社会，就像牛马一样任人驱使，今天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当时不少工友下了班还去打工挣点额外的钱或者搞点其他副业，但是父亲不去，他参加了扫盲夜校，开始一笔一划地学写字。因为经常给人刻碑，父亲已经认得了不少字，因此比别人学得都快，很快就由慢班升到了快班。他的字写得很漂亮，那是刻碑练出来的，为了把碑上的字刻好，他一见到字就在手心上画，尽量要把原字的神韵表达出来，一般人学文化是认字容易写字难，可是父亲恰恰相反，许多字他会写但不认识。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政治学习也十分感兴趣，有会必到。他热爱这个新社会，喜欢听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时，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其实，自从那年在自己的小餐馆里再次见到刘天明，他就有了这个念头，只是不好意思说，因为他没有文化。在他眼里，**不是天神至少也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当的，自己有什么资格提出要当**？他要学文化，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想当**。当他听过党课知道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入党的时候，便立刻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但是父亲的申请却迟迟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母亲的社会关系不清楚。
    母亲的生活刚刚有了一点改变，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这层阴影开始只是一丝乌云，后来却越来越重，成了一片，遮住了母亲心中的太阳。母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仅影响到父亲，也影响到我们这些子女，我小的时候恰逢文革，和小朋友一起玩，玩恼了，人家就骂：“你妈是地主婆！”那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呀！我把事情对母亲说了，那时我不知道，受伤害更重的是母亲。
    母亲开始寻找自己的家。小的时候，她恨自己的父母亲，这样狠心把她送了人。每逢在沈家受了气，她又想念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次又一次地坐在沈家大院后面的山坡上，向远方的父母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或许有些麻木了，或许暂时忘记了这段痛苦的记忆，但是她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家。随着找家行动的开始，母亲也越来越想念家。即使没有父亲申请入党的事，她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
    母亲给顺义县民政局写了一封信，过了很久，民政局回信说没有这家人。之后她又一次次地给县里、乡里、村里写信，依然没有找到。不仅她自己在找，父亲所在的单位也在找，发函没有结果，就不断地派人到顺义县外调。母亲依稀记得自己出生在顺义县鲁各张庄，外调人员找不到，怀疑是母亲记错了，又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扩大了寻找范围，他们发现，顺义县不仅有鲁各庄、张各庄、鲁各张庄，还有卢各庄、卢各张庄，外调人员找遍了这些庄，也没有找到我母亲这家人。
    父亲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是由于母亲的社会关系不清楚，入党迟迟没有被批准，眼看着许多比他提交申请晚、工作成绩不如他的工友一个个入了党，心里既羡慕又着急。
    和父亲不一样，姑父从来不参加这些学习。父亲动员他一起参加扫盲夜校，他说：“咱是靠手艺吃饭的，学那玩意有什么用？”每天下班一通知开会，他就问：“开会给钱不？不给不去！”
    姑父出身很苦，比起父亲来有过之无不及。党组织很重视像他这样苦大仇深又有技术的工人，一心想培养他入党，但是他就是不上那个道：“入那玩意哩，又不多给钱，整天开会，瞎耽误工夫！”
    父亲经常参加厂里组织的义务劳动。他已经三十五岁了，还经常参加团委组织的各种青年突击队的活动。姑父老劝他：“你傻呀，白天累一天还不够，晚上还去给人家白干活！”
    姑父在家属区边上开了两块菜地，其中一块是留给父亲的，可是父亲对政治活动似乎着了迷，那块菜地他连看也没去看过。姑父很不理解，经常和母亲说：“二哥这是怎么了？魔怔了还是咋的？尽干那些不着调的事。”
    有一次，让父亲听见了，父亲说：“你这个老落后，你才不着调呢！”
    最让父亲受刺激的是，春来比他先入党了。父亲觉得，无论是从觉悟还是从贡献上来说，他都比春来大，可是春来怎么就比自己先入党了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比这还让他难以接受的事，那个失踪多年的白景云居然也入党了。
    父亲是在添厂子一年以后见到白景云的。那时一五计划刚刚开始，因为人手不够，又从别的地方调来一些工人，父亲这个石工班也增加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白景云。
    “怎么，你还活着？大伙都以为你让还乡团杀了呢。俺把墓碑都给你打好了，还在俺家房后放着呢！”
    白景云见到父亲也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笑着说：“那就留着俺死的时候再用吧。”
    父亲问白景云这些年到哪去了，白景云说，那天晚上他让还乡团抓了，半路上捆他的绳子松了，他就跑了。那些还乡团早就把他盯上了，所以他一直不敢回家，又跑到关外来了。
    “你也会干石匠活？”
    “俺学手艺比你早，不过多年没摸，没你熟就是了。”
    父亲不相信。白景云说：不信俺干几下给你看看。说着，拿起锤子錾子，凿了几下，的确有那么点意思，至少要比赵尔丹强。白景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学过石匠，因为吃不了那份苦，学了不到一年就不干了。那时父亲在沈家放羊，不知道他有这段经历。后来他一个人闯关东又干过一段时间，多少还能拿得起来，入厂时考级，他考了个三级工。
    父亲问他：“现在没有还乡团了，你咋不回去？”
    白景云道：“老家太苦了。当工人，多少挣两个钱也比在家种地强。要不你们咋都不回呢？”
    解放了，一切都变了，白景云也不是过去的白景云了。现在要靠劳动吃饭，他那些旧毛病也不得不改改了。白景云能坐下来老老实实干活（石工活大部分是坐着干的），真让父亲刮目相看。他用新学来的观点试着分析白景云，觉得新社会真了不起，居然能把白景云这样的无赖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白景云来了不久，就发现了父亲他们这个四人酒友圈子。他也想加入，但是父亲和另外三个人都不喜欢他那股油嘴滑舌的劲，他一来，大家立刻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一个村的老乡，又在一个班组工作，实在抹不开面子往外撵他。白景云也知道大家讨厌他，处处讨好大家，总是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口口声声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本来比父亲大，却管父亲叫二哥，就连敬酒，也是拿酒盅沿去碰人家的盅底，这种过分的谦卑更让人讨厌。
    白景云就像一个影子，老是跟随在父亲左右。政治教育，党课学习，他都和父亲坐在一起，父亲去参加义务劳动、参加突击队的会战，他也跟着去，可是上班的时候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却老是偷奸耍滑不好好干。父亲是石工班长，在班后会上公开批评过他几次，但他从来不恼，老是笑嘻嘻地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白景云和几个老乡一样，也是抽旱烟的，但是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盒烟卷，见了有用的人就掏出来给人家点上一支。虽然白景云申请入党很积极，但是父亲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入不了党的，可是父亲错了，他入了。白景云是雇农成分，又当过两年劳工，他受的那些苦让人听了的确很同情；他还是土改积极分子，土改时差点让还乡团杀掉，这番经历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很快就取得了组织上的信任，入了党。
    入党以后，白景云又到父亲家里来喝过一次酒。那天他特别兴奋，有点得意忘形，平时那股谦卑劲不知跑到哪去了，不停地向父亲介绍入党的诀窍，告诉父亲应当怎样巴结领导，怎样多长心眼、不吃亏，父亲越听越烦，说：“要是那样就能入党，俺宁可不入！”
    姑父说得更直：“你整天像个哈巴狗似的跟着干部屁股后边转，不就是还想当把头么？”
    白景云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说：“你这是咋说话呢？”
    姑父说：“俺就这么说话，是不是说到你病根上了？你那点花花肠子谁还看不出来！”
    白景云气哼哼地说：“俺不跟你这榆木疙瘩一般见识！”说完，把酒盅一撂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很少和父亲他们在一起喝酒了。不是因为他多么有志气，而是觉得再巴结这些老乡已经没用了。
    和父亲他们这批工人一起走进鞍钢的，还有一批新分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母亲认识，那就是大小姐的儿子马国栋。马国栋分来不久就和一个中专毕业生恋爱结婚了。那个中专生叫安琪，学会计的，也是从上海分来的，在公司财务科工作，人长得很漂亮，人们都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可谓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马国栋是技术员，他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为人很低调，遇事从不乱作主张，总是先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但是真正遇到难题，还得靠他来解决。他很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只要一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劳动，时间不长，建筑行业的一些主要工种，比如瓦工、木工、抹灰等等就都能上手了。因此，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
    父亲只是在少爷家见过马国栋一面，马国栋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他还认得马国栋。父亲没有贸然和他打招呼，回到家里先和母亲说了，问她认不认，母亲说：“认！我瞅着这孩子挺仁义的。”后来，父亲曾多次邀请马国栋到家里来吃饭，马国栋都推托着没有来，他担心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会给父亲带来不利的影响，直到有一天母亲亲自到工地上来请他，他才来了。马国栋称父母亲不是叫四姨姨父，而是叫师傅师母。母亲听着很别扭，但是他说这样好，免得让人知道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于马国栋的谨慎，公司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随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也真的给父母亲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母亲问他知道不知道少爷的下落，马国栋说，那年你们走后，我就回上海上学去了，后来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母亲问，那你娘呢？马国栋说，上海解放的前夕，他父母亲坐船去了广州，后来就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一直在找，但是没有找到。母亲又问他是怎么读完大学的，马国栋说，是靠国家发的助学金读完的。母亲想对他说说老家的事情以及对沈老爷后事的安排，但是马国栋说，他已经和那个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了，不想再提过去的事。马国栋走后，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候瞅着挺好的，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父亲说，未必。他可能不敢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