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太厚重的历史沉淀吧，我们中国人总是最喜欢追求一个人登上最高峰“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而忽视了山脚下辛勤耕耘的人们；我们从骨子里信奉“成王败寇”的残酷进化原则，而轻慢了一将之成背后累累的白骨；我们总是在强调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滚滚前进，而漠视了无数被车轮无情碾压的鲜活的个人生命。所以，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他们的心灵无人关注，他们的历史无人书写。
    改革开放之初，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震撼了整个中国。从此，中国农民的形象就此定格。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被“父亲”如黄土高原般沧桑的面孔和如中国历史般深邃的目光深深感动。夸张一点说，“农民”作为一个彻底进入所有中国人目光的真实可触摸的血肉群体，是从“父亲”这幅油画开始的。而直到今天，与农民同等重要、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工人阶级似乎仍然是人们视角的一个盲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迫与外国打交道。在最先开放的上海等沿海口岸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工人。随着中国被迫卷入工业化的步伐越来越紧迫，工人阶级的队伍也与日壮大。五四运动在由北京学生打完先锋后，上海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展现了厚积薄发的实力，第一次证明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切实存在。在迈向新中国前进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贡献了自己特殊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工人阶级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今天，工人阶级已经为中国创造了“制造大国”的奇迹，也正在为中国成为“制造强国”努力着。
    在鲁迅、老舍、茅盾等作家的笔下，我们大致了解到旧社会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特点。他们无一例外的表明，旧社会的普通工人们被迫卷入工业化浪潮中，生活上心理上都是一种被压迫和屈从的无奈无力感，匍匐生存于世上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在新中国的部分作家笔下，工人们被塑造成一个个模式化的“王进喜”。红旗飘飘，“王进喜”们手拿斧头，热火朝天为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前景而挥洒热汗，这大概是留在我们年轻人心中最深刻的中国工人的形象。
    然而，工人们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个人情怀，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传奇经历，我们也无从得知。直到于泽俊先生《工人》的出世，才让我们得以进入这个群体的世界中，倾听他们用心灵和生命演奏出的人生乐曲。
    在《工人》的开篇，于泽俊先生就干脆利落的介绍了自己要写这本书的目的：为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立传，也为整个中国的工人阶级立传。有了这样厚实的初衷，这本小说呈现出了史诗般的风格。从此，在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中，工人阶级不再是若隐若现的影子，而是扬帆破浪的掌舵者。
    在父亲鲁润德和母亲沈剑云的身上，集中了工人阶级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勤劳善良、热情诚恳、任劳任怨、赤诚爱国。但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脑袋中根本不会有如此公式化的概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给地主家放羊的小羊倌在成为石匠中付出的艰辛，在追求爱情时候的忐忑不安，在闯关东时个人命运和民族大义的交织，在建设东北工业基地时的热情高涨，在刻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时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心情的澎湃，在北京衙门口生活时对孩子的教育，在三年困难时期苦苦谋生的智慧，在三线建设时期的种种苦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政治浪潮摆弄的无奈，在改革开放之后为儿辈们的担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父亲，他有着自己坚定的人生原则，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着被卷入历史漩涡中心的深深的无奈，有着渴盼当家作主的心灵需求，有着所有老年人的忧愁。阅卷沉思，我惊觉鲁润德已经成为了我观察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最直观最真切的窗口。
    对于母亲沈剑云，我想用“温润如玉”这样一个词来表达我的印象。自古以来，君子以佩戴玉为美德。玉，温润有泽，象征着中国传统中最推崇的君子之风。尽管母亲信奉的是西方的基督教，但是对所有人发自内心的爱，不是上帝能教给她的，而是她与生俱来的最高贵的品质。也许小说中沈剑平的话最能恰当的评价母亲：“在这个风云变幻、世事无常的时代，能保持做人的起码良知的人不多。所以我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是人性的光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德。历史上闪光的人物往往是那些帝王将相，可是真正维系和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魂魄的，却是一批像你母亲这样的人。”母亲不因被定性为恶霸地主，就与自己的养父划清界限。在养父所有的亲生子女都离去后，是她，一个曾经被虐待过的养女，承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在所有的世俗眼光都要杀死祥子哥和锦华姐的时候，是母亲用阅尽人世的智慧宽慰他们：“年轻人，处久了，难免的。”在受到自己救过的李秀娥最深的伤害后，母亲不计前嫌，依然借钱给她。母亲去世后，工地上的人们自发为她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大爱无言，诚如是哉。
    父亲和母亲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人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灵魂，以父亲和母亲为中心展开的人群，则构成了中国工人坚实强壮的骨骼。《工人》讲述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爱情故事，有父亲和母亲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爱情，有赵尔丹和刘淑贤啼笑皆非但实际饱含深情的爱情，有祥子哥和牛锦华两小无猜互相爱慕的爱情，但其中最为凄美的则属马国栋和牛锦华的爱情故事。
    马国栋其实本质上属于一个知识分子，他尽管实际操作工业建筑业务，但他却更喜欢象征着艺术和浪漫的建筑设计，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看着香港维多利亚海湾一排现代化的建筑，他走的很安心。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在那个政治运动强烈压迫人的正常心灵的年代，马国栋只有低调再低调，把所有对天各一方的亲人的思念深深的埋藏在心底。牛锦华从落地来到世上那一刻起就注定有着曲折坎坷的人生，她与众不同的外貌既是人人艳羡的对象，也像一个红字一样时刻给她带来沉重的心灵负担。将马国栋和牛锦华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那本世界名著《红字》，这本书向牛锦华展示了一种超脱尘世的人格力量，催促她追求自由、博爱等宝贵的理念。马国栋成了牛锦华的思想启蒙师，牛锦华在他开启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渐渐的走进了马国栋的内心深处，两颗心开始发生强烈的共鸣。Admirable和Angel成了两人新的“红字”，那是两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共舞的精彩乐章。
    《工人》不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美好的人和事，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些丑恶现象。军代表杨怀恩，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运用手中掌有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在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一直把持着权力，利欲熏心，侵夺了巨额的国家资产，不由得让人深思：究竟我们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兼具地痞和流氓习气的杨怀恩，一直走到60多岁，才受到惩罚，尽管最终应了恶有恶报的古话，但这其中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他们的伤害由谁弥补呢？今天，依然有无数的“杨怀恩”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横行其道，历史教训一如既往的不被借鉴。
    《工人》在最后的篇章中简略的介绍了改革开放后故事中的人物变化情况，最让人痛心的在于，以王文学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杨怀恩正在大行其道，他们吃一顿饭可以买断不少工人后半辈子的工龄。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改革后的中国，在大巨变的转型时期，究竟如何在个人追求合法私利的情况下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民对财富的追求，受益于政策，有一部分人勤劳致富，而有一部分人，却是靠着权力寻租和侵吞国有资产发财的。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进入了转型的攻坚期。先富阶层们成为了顽固的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没有成为引领更多人走向小康的风向标，反而成为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最大阻力。仅占社会20%的人群，垄断了80%的社会资源，出于代际延续的天然心理，20%的人群依然在强势的侵占普通百姓应该享有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孙后代铺就衣食无忧的人生道路。更有甚者，大批的有钱人们开始移民国外，或者是将家人迁到国外，自己仍然在国内借助权力疯狂地攫取钱财，成为窃取改革果实的蛀虫。
    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创造的现代化社会正在一日千里的改变着旧时代的人们，各种社会问题都显现了出来。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那个原始森林境况，变成了现实。在那个原始森林中，人人为了自利，仇雠相向，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成了通行法则。针对这样的社会情况，亚当•斯密等一批思想家开始从伦理道德上探索改变的道路。被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的人们，本能地追求着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每个人都如此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还会不会有公平和正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有，因为人有道德。无论是什么人，天性中自然存在着同情和怜悯这样可贵的情感，这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坚实的道德基础。只要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充分发挥道德的风向标作用，整个社会就不会惧惮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在改革完成了初次利益分配之后，财富的原始积累已经基本完成，如何让全社会人民都富起来，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何让每一个普通人都生活得有尊严，如何让公平和正义成为引导社会继续发展的照明灯，一切都需要深入到当今社会每个阶层中，深深挖掘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
    支撑着《工人》灵魂的是蕴含在中国最普通老百姓中的最朴素的爱家爱国之情，是它让我们这个民族五千余年来沧海横流不失本色，是它在困难当头之际一次次的拯救了中华民族，是它让我们依然相信终有一天公平和正义的阳光会洒遍整个中国。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彭宁
    201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