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龙二全家去了台湾。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
    我曾经一度认为，像龙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她有钱有权，有身份有地位。国兴国亡，民生民苦，自由平等，这些又与她何干？能为了信仰抛下自己既得的利益，能为了毫不相干的人去冒险牺牲，才当得起伟大二字。
    建国后，为了响应政策，她名下的产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慢慢的，又全部变为公有。她的豪宅被贡献给了国家，以分配给更多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居住。她自己先被安排在市妇联工作，但是因为她惯常高傲挑剔的臭脾气，不知不觉得罪了很多人。职位一调再调，一降再降，最后在区图书馆挂了一个闲职，靠微薄的工资度日。
    后来的她再没穿过油亮的小牛皮马靴，衣服再不是光洁笔挺，上面也再没有了一颗颗白果大小的金扣子。取而代之的是肥大的蓝劳动布上衣，缀满密密麻麻的补丁。
    文革开始不久，这个曾经叱咤风云、总是对别人的逃避和懦弱充满讥讽的龙二小姐，在曾经属于她的金融大厦顶层，跳楼自杀了。
    女人是柔韧而脆弱的动物，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却难以容忍些许的背叛。对爱情如此，对信仰，也是如此。
    我从前的爱人阿东哥，解放后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干部。一直在上海工作。他果然没有再来找我。
    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很多有帮会背景的人都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波及。作为同生会的大小姐，我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我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站在缓缓开动的押解车上，身处于一群牛鬼蛇神之间，驮着大块的木牌子，上面书写着我的一项项罪名：黑帮女头目、反动派、**走狗、婊子。厚重的木牌坠得头颈生疼。当我徒劳的抬起头挣扎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见到了阿东哥。这一刻，他假装不认识我了。遮遮掩掩的瞥过来一眼，立刻弹开。
    从前他说为了国民天下，我便信他帮他等他。如今他齐家安身治国平了天下，国是他们的国，民是他们的民，天下自然是他们的天下。我被排除在外，成了敌人。
    我曾为了他去阻挡秘密警察，曾为了他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曾为他的组织贡献了大笔的银元，我曾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帮他运送药品。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怨言的等了他十年。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的又偶遇了几次，他竟慢慢坦然的对我视而不见了。
    曾几何时，傅斟说过：心一变，什么都理所应当了。
    文革时，有人写信揭发他当年为红军运送的药品，是靠出卖肉体与敌人搞不正当关系换来的。他被拘押审查。她老婆来找我，恳求我出面证明他的清白。
    我认得这个自称梁太太的女人，正是那一年与他假扮夫妻的革命同志。我拒绝了她，望着她那张绝望的脸，心满意足的告诉她，写检举信的人就是我。她震惊又愤怒，不顾自己斯文得体的形象，恶毒的诅咒我死后下地狱。
    我不怕这荒唐可笑的诅咒。此刻，我活着，就活在地狱之中，又何必害怕死后再下地狱。
    或许是命运的玩笑，或许是坏分子的臭味相投，我和阿三最后走到了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我十分瞧不起阿三。他和我说话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我。永远不会闹脾气。永远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只会说：是、对、同意、可以、好的。永远唯唯诺诺的笑。甚至让人记不清他的长相。
    我总骂他：“孙孝三，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拿出点自己的主意？你是谁的奴才吗？”
    可是阿三总嬉皮笑脸的回答说：蔓华小姐，我懂的东西不多，也没读过什么书。我怕我说的做的会让你不满意，惹你生气。我只是想对你好。你说的，我就觉得对。你做的，我都觉得应该。你要的，我就尽力给你。你想走，不管走去哪，我只跟着就是了。
    互生情愫彼此感同深受的两个人，并没有如书里说的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看不惯他那股子低三下四奴才相的同时，他也颇苦恼我大把穷奢极欲的堕落习惯。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是罪孽累累被打倒被专政的一对。
    一九五九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我七岁的小女儿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去世了。女儿的死亡使我几近崩溃。我每日在家里不吃不睡，间歇性的大哭大骂。骂累了，疯够了，我呆呆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因为饥饿而干枯憔悴，眼圈青黑凹陷，眼底的皱纹堆积在一起。我说：“孙孝三，你看到我这副样子，难道一点都没嫌弃我吗？”
    阿三小心翼翼往我的杯子里倒着滚水，慢条斯理的说：“你啥样子？在我心里，你提着小皮箱，穿着阴丹士林的长袍，围着老长的围巾，小皮鞋干干净净的，还有两枚蝴蝶结。你的脸圆滚滚的，眉毛很黑很弯。你的鼻尖翘翘的，眼睛水晶晶的。你一走进秦公馆的大门，整个院子都是亮的，带着香味。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粉碎四人帮后阿三得了肺癌。一年后死去。在这一年里，我忽然很舍不得。给他擦身给他洗脚，伺候他也伺候不够。这时候才发现，夜深后赌气各自相背而睡的时刻，内心竟也是安稳的有底气的。
    他临走的那天夜里，我们安静的躺在床上。他忽然说：“蔓华，我这辈子有件事骗了你。当年君先生和小老板在香港码头上说的话，其实我是听到了的。”
    我闭着眼睛笑笑。都过去了，知道又能怎样。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早已冰冷。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此生最大的遗憾，不是爱错了人。而是错过了爱自己的人。我是这样。傅斟也是。当时只想着朝前走，去追寻别人的背影。从不在意自己身后追逐的脚步。
    殊不知只要简单的一回头，就可以换来几人圆满。
    可当时不懂，也不愿意去懂。白白荒废了许多年，虚度了大好年华。
    傅斟去世的七年之后，君先生被仇家暗杀于南码头附近的一间仓库里。死后半个月才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模糊不清的右手还紧紧攥着怀里的表。生命已止，金表依旧熠熠生辉，犹做滴答声响。物尤是，人已凋零。
    我帮君先生整理遗物的时候，在他卧室的枕头旁边，发现了一只小箱子。打开来，最上面是一张折起的画卷。那画曾被随意的揉搓过，又被小心仔细的抚弄平整。画中是一树盛放的玉兰，边上题着洋洋洒洒的字迹：风过庭凉玉树香，漫随聚散任飞扬。
    在这幅画的下面，是厚厚的一摞信件，都是当年傅斟在香港读书时，寄给君先生的。
    箱底叠放着一件残破的女士旗袍。米黄色的湖州丝料，粉红色的团花滚边，前摆大片被撕去。正是当年傅斟受伤时，我所穿的那件。
    那旗袍饮饱了血，时日久了，血迹变成了黑褐色，跟经了年的记忆一样，印在那，永远都洗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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