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像我们这样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没结婚就会被人议论，在我的同学中也有很多人早就当父亲了。
    在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两年多当中，很多人都不是一直待在学校。那时，实际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谁来管你参不参加组织或参加什么组织。成绩不太好的人，认为升学希望不大的人，有的干脆回家劳动，挣工分。我班的陈林少，就是其中之一，还没到毕业，他就当父亲了。只是等到毕业时，学校通知他到学校领走了他的毕业证书。
    还有一个叫刘如意的同学，把农村的女朋友带到学校来耍，还很得意的将女朋友介绍给同班同学。并且，晚上还和他女朋友到旅馆住宿。在那些年代，是破天荒的创举，无异于在往学校里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轩然大波，惹来了满校园的大字报。说他是一个流氓学生，居然在校期间玩弄女人。
    这刘如意也就没法在学校待了，就偷偷地回家干活。后来，有招工指标时，他的在龙门区当区委书记的姐夫，就把他弄去当工人。招工单位说，只招未婚青年，刘如意就给他老婆离了婚，到工厂做工去了。那时，国家还没有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叫学员，工资待遇是24级，比大专低一级，比中专高一级）。
    到刘如意丢下一个女儿离婚时，我还从未想到过结婚，一门心思都放在读大学上。我的父母就很着急，趁天地催促，还不断的托人介绍，不断的给我安排相亲。有时为了应付别人，也得去看看，但多半都是连人都没看清楚就说不同意。
    因为，那时我心目中就只有吴静霞，在农村要找到她那样的女孩比登天还难。
    后来，从省城下放到我们生产队的两个初中生，他们被安排住在我家吃住，到生产队把房子给他们修好后，再让他们自立门户（当时，大多数生产队都这样。到后来知青出事的多了，才修知青点，吃住在一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记锝一次田明明在中午陪我到街上相亲，我们很晚才到街上，我父亲早已站在街口观望，他指给我看了一个姑娘，让我非常失望。她与我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差别太大。我给田明明说：“赶快挡住我，我们快逃。”他就挡住我，我们就逃往了回家的路，连招呼都没打就跑了。
    我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他的两个女同学。田明明就说到她们俩那里吃饭。那两人也不推辞，就带我们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们已经和社员家分开住了。很快就煮好了稀饭，煎了一盘豌豆。我们吃得很香。吃过饭，我就回家上课去了，田明明不肯走，就赖在她们家玩。
    晚上回来后，他问我：“像今天这两姊妹中，你看得上一个不？”我说：“这两个城里人虽然漂亮，但干农活不行，我伺候不了她。再说，她们是城里人，迟早要回城里去，我又怎么办？”
    不久，就有个大嫂给我介绍了一个省城来的知青。说那人喜欢我，马上结婚都可以。那人我认识，我常在去学校的路上碰着她，我也发觉她在偷偷的看我。那人叫李春兰，个子不高，但长得还是不错。也许是因为我的心中只有我高中的梦中吴静霞，或许是怕追李春兰的省城知青的纠缠，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就没同意这们婚事。
    大嫂说：“好多知青都跑来找她耍朋友，她都不同意。你一个农村人还看不起她，你真没福气。”
    消息传出后，再也没人给我介绍对象了。都说，不知我要选什么样的人。因此，我的婚事就成了我父母和四个姐姐常忧虑的事。
    这段时间我就老想吴静霞，每晚都会在梦中快乐的和她相遇。有时在一起张贴大字报，有时在一起打扑克，但总是若即若离。当我要抓住她的手时，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梦就突然消失，醒来时就有一行泪水从腮边痒痒的爬过，我被痛苦地相思折磨着。
    其实，除了吴静霞外，我还喜欢过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黄芹芹。是在我参加我们班上的文艺节目《打靶归来》，被学校推选到龙门剧场为全县“三干会”（区、公社、大队干部会）演出时，我在后台看到一个跳新疆舞的女孩。她的脸蛋很圆润，头戴一顶民族帽子，身穿条纹民族裙子，当时就把我“电倒”了。
    文革时，城关民办中学的许多学生来我们团部，要求参加我们组织，其中就有她。
    在我为婚事困惑时，我爱骑着我的破车到县城找邹钦明耍。
    有一次，我和邹钦明在公路上散步时，迎面走来了黄芹芹。现在的黄芹芹已经长得更加，更加美女味了。她说，她还未找到合适的地方下乡。邹钦明说，到我们老战友区上当知青，不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说完后，他俩看着我。我就说可以，我会帮助你解决一切困难的。
    然后，黄芹芹就带着我一起到她家给她母亲说。一路上我们肩并着肩走，就像一对恋人一样，旁人都回过头用羡慕的眼神看我们，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到她家时，她母亲看了看我，就说，你自己决定哈，不要太远，以后回家不方便。
    得到黄芹芹母亲同意时，我们又到邹钦明家告诉他这个消息。不料被邹钦明的未来的老丈母知道了，她坚决反对我和黄芹芹一起。她说，这人虽然漂亮，但好吃懒做，妖艳得很，学习成绩又不好，在我们这条街是出了名的。你邹治安是农村人，就要找一个塌实的农民当老婆，才有好日子过。
    想不到我的一点爱美之心，被这个心地善良的传统母亲击得粉碎。邹钦明也很为难。我就说，听你老丈母的话算了。后来，我再也没碰到过黄芹芹，但，一个美丽动人，天真活波的少女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们回乡知青，人人都在被婚事所困。因为总在想圆大学梦，按过去国家的政策，结了婚的人就没资格参加高考。可何时才能参加高考，谁也不知道，如果再等十年八载的，我们到老都不结婚吗？
    画友刘大石来我家耍时，又带来了他新结交的文学朋友杜坤。
    这杜坤，个子不高，但长得细皮嫩肉的，一幅白面书生模样。他很会言辞，说话有风度，气质也不错。虽然初中只念了一年，就遭遇文化大革命，但他的文学功底是很多高中生不如的。他在我们龙门区牛头公社当广播员，也是姑娘们看好的工作行业。很快，他就和一个省城来的知青相爱了。由于杜坤没读过高中，也就不像我们这些读过高中的人那样瞻前顾后的，就尽情地和美女知青享受人生。没过多久，知青怀孕了，而知青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杜坤是个文学爱好者，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不少，就很浪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悄悄的和知青姑娘领了结婚证，但他的岳父、岳母不肯认他这个女婿。虽然他们的生活虽浪漫，但总存在着困饶他们的隐患。弄得不好，后果就像后来的电影《孽债》一样，不但家庭解体，而且留下孩子和大人们的永远的伤痛。
    我听了杜坤给我讲了他的故事后，我就决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姑娘结婚，过一点平静日子算了。
    还有一个爱来我家的画友就是吴凡赤。他们生产队地少人多，粮食不够吃。有时他和朋友到附近的煤矿买煤，然后用板车拖到我们龙门公社，同社员们换红苕回家吃。每次来，他都要到我家吃住。我父亲非常好客，总得想法买两斤肉招待他们。
    由于他们生产队土地少，农活也少，就允许他们外出做工，挣的钱交生产队评工分，一年按360天计算，要交360元钱。但实际，工分只能分回100来元，当然，分到的粮食就是平价。
    后来他到外地做工去了，回来后，到我家就非常阔气。他说他主要是给省森工局砍伐木材，有时锯木头，一天能挣三四元钱，那时要相当于单位上两三个工人的工资。我问他打算结婚不，他说，何必那么累？当男人需要女人时就找吧，完事后，屁股一拍就走人，多么的痛快。大不了给她们买一些礼物，或送点钱罢了。
    他得意的说，苏联一个作家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每个男人都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面包，一个是女人。
    后来还有个作家的小说的名字就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看来，我们的吴凡赤还很有远见卓识。
    的确，一个男人没有女人一起过日子，是痛苦的。那些家庭贫穷的农民，很多娶不到老婆，过的日子是没有质量的，有时还会被人骂他是和尚。
    回乡三年后，形势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我都快满24岁了，再等到何时才有希望走出农村呢？看来这一生当个民办教师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的四姐也出嫁了，家里缝缝补补的没有一个女人实在不行。母亲眼睛不好使，我不忍心看我父亲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衣服，就决定答应父母的要求，讨个媳妇回来帮着料理家务，也好让他们圆抱孙子的梦。
    接下来，就是利用节假日骑着我用60元钱买的破车到处搜寻我的另一半。那些年代的农村，既贫穷又封闭，一个个农村姑娘都不会收拾打扮，很难看到顺眼的。
    后来，在我同学的生产队，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女孩。父母亲很高兴，我的几个姐姐都很满意，交往了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果然，在我们结婚一年后，妻子就为我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时，就当了父亲，我的父亲就很有面子地逢人便讲他有孙子了，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