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邹元安哥高高兴兴地拿着通知书去报名。我们的报名费是二元八角钱，是我到山上检的油桐籽到供销社卖的钱。区区两元多钱，还是好多次爬到树上去找大人们为生产队收集时够不着或没看到而留在树上的桐籽。记得还差几角钱，我翻遍了家，找到些废铜烂铁去卖了，才凑齐。邹元安哥的爸是队长，他爷爷在喂生产队的猪，所以拿出二元八角钱比较容易。
    我们俩都是没心计的傻瓜，报名的第一天就犯了两个错误。我们碰到一个初三的学生，他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住校，住在学校不自由，叫我们和他一起读通校（走读）。于是，我俩就给老师说读通校。可那时的住校生要转为城镇户口，要吃国家配粮，每月30斤粮食，后来又增加到32斤。而我们在生产队，挖出新一季红苕后，每人每天也只有两斤红苕，并且没有保障；第二个就是邹元安哥的年龄问题，当时他只有16岁，不满17岁。可他不知到该怎么报，就干脆说17岁了。
    我们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为我们没住校，就得每天走8里小路去学校上课。我俩每天从伙食团称回两斤红苕，放到锅（那是特别准许我俩家里可以有锅，还是伙食团给的）里煮好，早晨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一个碗装着，再用一个手巾拴好提到学校里中午吃。过了几天，我俩都觉麻烦，干脆就边走边吃，到后山就吃完了。我俩就把碗藏在路边的荆棘丛中，晚上放学回家再把碗带回。中午，同学们吃饭时，我们很快把作业做完，就去打乒乓。我的乒乓技术不断地长，常参加比赛，可我的身体老不长。我们忍受了多少饥饿，我也无从计算。晚上回家还得吃父母和姐弟们那份红苕菜汤，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直到第二学期，有面粉时，我们才花几分钱买了一个土陶钵，中午在伙食团蒸馍吃
    关于邹元安哥把年龄报错了一岁的麻烦就更大了，到第二学期不久，我俩就分开了。这是后话，到时再说吧。
    初中的第一学年，虽说没住校使我们饿了不少肚皮，但也有很多快乐。下午放学回家，我俩就去山上找山螺，然后把它捣碎后放进捕黄蟮的篓子里，再趁夜色放到冬水田里安好。第二天，我们的母亲帮我们煮红苕时，我们就去取回各自的蟮鱼篓。当你提起鱼篓时，感触到蟮鱼在里面蹿动，那种丰收的喜悦真爽，比吃蟮鱼快乐多了。有时也有泥鳅往里钻，也是不错的东西。但有的篓子轻飘飘地就提起时，又有些扫兴。
    几乎每次邹元安都比我收获大，他有时能弄到一两斤蟮鱼，且泥鳅很少，我能弄到七八两就算是最大的收获了。邹元安不保守，他告诉我的诀窍是把山螺弄到大粪里泡泡。可我总觉得太臭，也就不学他的先进经验。少点也不错，少的时候就放到火里烧好后蘸点盐就吃，全家五口人（那时我的爷爷和奶奶不想老饿着肚子过，到阎王爷那里去了），一人分一截，吃得香喷喷的。多点就放进一个烂瓦罐里煨汤，那汤也很好喝。我总算为家人尽了点力，心里是非常高兴。
    我们初一年级共四个班，我在三班。由于没住校，还老爱打乒乓，所以，选干部时，同学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什么干部都落不到我名下。
    也许就从这时起，我就形成了远离官场，自由自在的习惯，在人生旅途中非常乐观地对待名利。
    但后来，到初三时，老师要求住校，终于有人选我当灯油小组长。因为那时没电，每晚要由灯油小组长到后勤组去排队打煤油。我坚决推辞，可那三个人都说他有职务，应该让我也担任干部。我无法推脱，也就当了一年的灯油小组长，到毕业时回家，全家人都说我有煤油气味。我在当小组长时还感觉当官有些神气，可以叫组员（哪怕是比我官大的班长）给油灯点火，而在家里人看来，我却很臭。
    邹元安在四班，我在三班。他的班主任特别喜欢他，说他很能干，就叫他当班长。
    由于我们学校建校时间不长，除了校长和工人外，几乎都是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
    我们的班主任叫袁本家，他的头发总是紧贴在头皮上，而且额头部分总是往上跷着，显得很有生气。他的衣着举止都非常得体，俨然就是班主任的样板。他是一个化学老师，却没有后来我看到的化学老师那样沾满药品气味和残留物。他上化学总是轻松愉快，从不骂学生，也许是得益于化学科比较简单的原因吧。在做课堂练习或者做实验报告时，他总是笑嘻嘻地来回巡视，心理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有空时，他总爱拍我们几个小男生的肩膀，或者摸摸我们又脏有皱的头发。但他从不和女生嬉皮笑脸的，也不接触女生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不知怎么的，被他这一摸，男生们都很喜欢他，而且干劳动和卫生都跑在四个班的前面。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辜在天。他的穿着特别讲究，衣服裤子总是轮廓分明（据说是用大瓷盅装满开水熨烫的）。他的嘴皮似乎不够长，讲课时总是爱用力亲一下牙齿。他写字的笔画老像外语，很少有横平竖直的方块字，但也很好认。他写完一支粉笔时，不是把粉笔头放进盒子里，而是随意地抛在讲台两边，形成好看的抛物线。他上完课辅导我们做练习时，从不和学生说课程以外的话，不像后来的数学老师韩沛工总找班上的漂亮大女生聊天。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古板老师，所以，我们的数学课上得非常严肃。
    再说我的同学吧。除了几个通校生爱和我打乒乓，或一起做作业外，其他的就交往不多。但一个长得小巧玲珑的，有着林黛玉模样的吴蝶花老爱和我说话。她坐在我前排，在自习课时就转过身和我聊天，漫无目的地吹。比如我们当时爱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源》等等。有时，就是说些我们农村里的故事，她是街道居民，很喜欢听我讲农民的事。她为什么要和我聊？也许我更安全，我长得矮小，像一个小娃娃，老师也不会相信我们在耍朋友。如果和那些高大英俊的同学聊，很可能被老师怀疑。也许她是有意逃避那些大男生？可我只不过是猜测罢了。有时她遇到难题时也爱和我讨论，有时也看我怎样做作业。
    果然，在一天课外活动时间，我拿着班上的乒乓球拍朝体育保管室旁的球台走去时，我班平时不爱活动的大个子王兵学追上了我。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这个班上学习成绩到数第一名，但很会人际交往，当上了学校团委干部，满脸是麻子的王兵学怎么不去补课而跑来打乒乓呢？等我走到乒乓台时，他说，他想给我取个绰号。我说取什么合适我呢？他说你好像一只麻雀啊！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棉衣，我二姐用我爷爷传给父亲的一件烂皮衫给我做了一件皮夹袄，整过一个冬天就穿着，有时太冷就在外面穿一件到长不短的单衣，人又矮，中间大，上下都很小，确实像一只鸟儿。我就说：“说我像鸟都可以，但不能说我是麻雀哈！国家号召消灭麻雀，因为它和人抢粮食吃，定为四害，我可不是坏人哈！”
    “你不像当四害那种鸟儿，你像到茅坑里偷屎吃的偷屎雀儿。”我们可爱的团委劳动部长得意地说。
    我觉得这个绰号太不好了，如果喊出名了，怎么回去见江东父老？于是就迎头回击了他一个绰号。我不慌不忙地说：“那么我又该叫你是满天星（一般人都叫麻子为满天星）呢，还是叫你王麻哥呢？”
    周围打乒乓的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哈哈大笑，弄得我们的王部长很不好意思地头也不回的走了。
    一个同学说：“你不知道，他在追吴蝶花，写过好几封信给她，都被她退还他了。有一天还被吴蝶花的哥哥叫到外面骂了一顿，说再不改就给老师说。他见你和吴蝶花聊得那么快乐，他不恨你才怪。”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但我永远不可能去做那种美梦。何况那时我对儿女情长之事一点都不懂，家里来过好几个漂亮的小妹妹，说叫我们定亲，我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心目中就想着读大学，因为我的渊哥已经失去读大学的机会了，我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
    到公元1961年，新的学期刚开始不久，中央就开始纠正“浮夸风”和“一平二调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大办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我们被通知到学校大礼堂听了一次支农报告。校长丁众是南下干部，他那江苏人的普通话，我也没有听懂多少。只记得要抽调一部分学生回乡支援农业，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听他宣读支农名单：念到初三年级的三个班原班不动，认真复习功课，迎接国家的检验时，初三的学生都悄悄的高兴起来；可是，马上就宣布初二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全部回乡支援农业时，初二的学生就异口同声的呀了一声。校长也不发火，就解释说，支农是暂时的，你们的学籍永远保留，等农业发展了，你们随时都可以回校上课的，会场才慢慢安静下来。
    可在宣读初一年级的名单时，会场气氛就非常紧张。因为初一年级四个班是精简一半，然后合成两个班。首先宣布超龄学生，凡在今年满18岁的通通回家支援农业。连我们的学生会主席辜明仙美女，也就是韩沛工老师最喜欢辅导的那个同学。还有我们的王劳动部长也不例外，紧接着就念到了邹元安哥。我很伤心地用眼睛在队列中去搜寻他，我看到他呆呆的没有一点表情。后来就念各班应支农的人，我竖起耳朵听我的名字。念到三班时我是多么紧张啊！如果有我的名字，我的梦想就马上破灭了。可念到四班了，我还不相信没有我，或许还要再回过来念通校生的名单，我就呆呆地在那里等。可同学们都散完了，还没听到念我的名字，这时邹元安哥含着泪水跑过来叫我陪他到班上去领锄头和草帽。我就和他一起去到他班上，我看到两个女生在哭，他的班主任忍着泪，给他拿过一把锄头和一顶新草帽。
    我帮邹元安哥扛着锄头，他戴着新草帽，我们慢慢地走到食堂通校生桌席上去，分学校发给我们的面块。我们的样子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但很悲壮。
    到食堂时，我才知道：初一年纪22个通校生中，除我以外，全部都在回乡的队伍中。我没有语言去安慰他们，只陪着他们吃面块。有人唱歌，我就跟着唱；有人哭泣，我就跟着落泪。
    学校没有组织照相，也没有组织表决心，就让大家在食堂免费吃了一顿面块，就各奔东西了。
    邹元安哥没有吃他分的那份面块，他背着书包，用他的在学校蒸饭的土陶钵端着回家。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没有说过话。
    回到家中，他就把那面块给他妈吃。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妈问我读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