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同班同学几乎都参加了方惠琳的告别仪式，除了几个在国外的无法回来。女同学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手中的手绢早已被泪水浸透，五指深深地抠在手绢里，将其捏成一个个的泪团。可是所有人除了献上一支黄色或白色的菊花，望上遗像里笑得很灿烂的方惠琳最后一眼，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可怜她，惋惜她，却拯救不了她，她的命运谁也拯救不了。
    遗像按照方惠琳的遗愿选择了这张她大学毕业时在校园里留下的毕业照。照片上的她笑得很甜，很幸福。我们多么希望此刻正在天堂里看着我们的方惠琳也露出同样美好的笑容，我想她一定会的。
    那天我和林跃是上午十点多钟赶到的医院，走廊里已聚集了不少初中的同学，很多也是许久未见了。方惠琳的亲属也基本上都来到了医院，几个岁数和方妈妈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在安抚着神志已经游离恍惚的她。方妈妈已经再也挤不出一滴眼泪，只剩下低声的抽泣和口中滔滔不绝地说着辨别不清的说辞。她的模样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诉说自己凄惨的命运；而在方妈妈这里，冬天出来寻食的狼变成了突如其来的绝症，结果却都一样，将要无情地夺去她仅存的生存希望，摧毁掉她的精神支柱。
    我问了几个先到的同学，所有人都沉重地摇摇头，表示希望不是很大，多半不会出现奇迹和转机，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居然生出了罪恶的莫名其妙的安心感，昏昏噩噩的脑子也前所未有的清晰，心胸出奇的舒畅，仿佛心中那块一直悬空的巨石终于落了地，事情也终于有了完结。我恨不得扇自己一个大嘴巴，十分鄙视和奇怪在这个关口自己怎会生出如此邪恶的不可理喻的念头，但那念头却又万分的真实。
    长长的走廊里充斥着女人的抽噎和男人的嚎哭，光滑的平坦的大理石地面能够反射出一张张痛苦欲绝的面孔，前往天堂的道路是否也似如此的笔直通畅。
    方惠琳在重症监护室里，谁也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模样，二十多岁正处花季的躯体上是否也插满了粗粗细细的管子，周围被一群现代科技结晶的仪器包围，那本应该是鲜花，而不是那一个个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机器。由谁来宣布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的离世呢，是仪器上那没有波动的横向直线，还是一身白衣的医生翻开紧闭的双眼后机械般的摇头，还是永远躺在那里的方惠琳自己，到底是谁，应该是谁。
    我扔下林跃独自走到走廊另一头的长椅上坐下，双手交叉，看着对面雪白雪白的墙壁，又让我想起了方惠琳那张苍白无助的脸颊。眼睛一热，终于，一行热泪带着我的灵魂淌下，冲刷着死去的每一寸肌肤。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心理精神上受不了。爷爷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突然去世的，事先毫无征兆，走得那么突然，又那么宁静，无声无息的就离开了人世，连身边的至亲儿女都来不及悲痛伤心。据奶奶讲，爷爷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还吃了两大碗饭，饭后就下地去了。他是在午饭后的小憩中走的，没有痛苦，没有喊叫，没有遗言。当我赶回老家时，爷爷已安宁地躺在那里，神情和睡着了没有区分。
    父亲大嚎一声跪倒在爷爷的脚边，哭得伤心至极，勾得本已止住了泪水的奶奶又掉下眼泪来，屋内不少心软的女人也陪着哭了起来。
    爷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那个小山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死去，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识字，不惹事，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生子，然后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的日子，如同在生命的复印机里打印出来的一摞厚厚的日子，完全相同。
    那条乡间小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自家的地里不知落下了多少爷爷的汗水，日出日落，爷爷看着相同的风景走完了他的一生。葬礼完全按照家乡的习俗举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为爷爷送行，长长的送葬队伍，在招魂白幡的引导下蜿蜒前行，凄凉的唢呐回荡在空旷的田野里，跨过爷爷一辈子走过的路程。
    全家最伤心的就是父亲，在我的人生记忆中，从没见过如此伤心的父亲，伤心的如同走丢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父亲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城里的电校，毕业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安了家，十八九岁就和爷爷分开，直到爷爷去世。
    经过多年的风雨漂泊，我家的日子也和许多人家一样逐渐好了起来，也买了大房子，物质生活富足了许多。父亲多次劝爷爷奶奶搬进城里和我们一起住，哪怕只是半年的时间，也让他尽尽做儿子的孝道。可无论父亲怎么相劝，爷爷就是不同意，他说他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还是自己的小山村好，他喜欢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每一片草。
    爷爷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没住过院，也没得过大病，除了多年务农落下的腰肌劳损之外，内脏器官没有一点儿毛病。连孝顺的父亲都被他健康的身体状况所“欺骗”，估计怎么也得八十岁以后兴许能出现轮到自己在爷爷的病床前端水送药的场面，万万料不到爷爷根本连这个机会也没有给他。
    我是集中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回爷爷家，期间还有几年没有回去，算来算去和爷爷相处的日子不会超过一百天。一百天里，和爷爷单独唠嗑的记忆也很淡薄。父亲兄弟几人，各自成家之后，爷爷的膝下自然是孙男孙女一大帮，“隔辈亲”对于爷爷来说并不稀缺，而本不善于言辞的爷爷自然也不会刻意和我说些什么。他给我的最大记忆就是消瘦的脸颊，深深的眼眶，和那一脸的花白的络腮胡子。
    爷爷的葬礼上我也哭了，但却没有为方惠琳哭得伤心，哭得动情，哭得深刻。那时多是被嚎啕大哭的父亲感染，自己跟着伤心落泪，至于从骨子里因爷爷的离开而悲伤倒真的没有方惠琳给我的打击来的大，也许是我过于无情，但我不想予以否认和隐藏。躺在那里的方惠琳让我极度难过，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眼睛里的景色没有任何色调。
    整个告别仪式，方妈妈都是被搀扶着，到最后她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方惠琳的遗体被送入熊熊燃烧的火化炉里时，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在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后终于昏厥，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这个女人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如何过，暂时没有答案，却已经清晰可见。她只能痛苦地思念和追忆世上最亲的两个人，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女儿。痛苦也许是她今后人生的唯一主题，解脱也许是高不可攀的无法实现的目标，或许根本就不再有目标了。
    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们几乎占据了浴池的各个角落，打着酒嗝挺着装满山珍海味的圆鼓的肚皮来回溜达；光着屁股的男人们四肢大张的仰躺在搓澡床上，好似十月怀胎的肚皮随着搓澡工手中的澡巾来回涌动，翻腾起阵阵肉浪，不少人都是鼾声如雷，掉进了纸醉金迷的温柔乡。
    参加完方惠琳的告别仪式，我和林跃先是来到市内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每个人花了九十八元，吃了一顿港式早点，按他们的话说，叫做早茶。餐厅里都是些商务精英般打扮的成功人士，动作优雅地喝着红茶，品着玲珑精致的甜点，交谈着股市房市钱市的近况，嘴里充斥着净是我和林跃摸不着头脑的话题，拯救地球经济的重任都扛在他们的肩上，我希望待他们成功那天，能记起曾和我在一个餐厅里吃过早茶，分我点儿钱，可以让我足够买起一辈子的叉烧包。
    “服务员！”林跃沙哑着嗓门喊那个站在远处的打扮的像英国乡村庄园里管家模样的服务生。小伙子长得玉树临风，温文尔雅。
    “您好，先生。”我偷窥到小伙子的脸上闪过一瞬不易察觉的厌恶神情，眼前这两个一身黑衣打扮，面目好似瘟神，两眼布满血丝的人让他的心底起着反感，但又不敢发作。
    “拿两瓶啤酒。”
    “什么？先生。”
    “啤酒！要冰的！”
    “……先生，现在是早茶时间，本餐厅……”
    “快点儿！有是没有，有就拿！没有就说没有！”
    “请您稍等。”
    就着面前的叉烧包我和林跃在众多绅士差异鄙视的眼神中无所谓的灌下冰冷的啤酒，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和惬意。
    酒足饭饱后，我们又来到市内最豪华的洗浴中心，脱个精赤，跳进滚烫的热水池中，将身子深深潜入池子里，仿佛万千根钢针扎着每一寸肌肤，那刺痛的感觉深入骨髓，生命的浮尘渐渐向池底下沉。
    我还活着，而你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