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志在小镇住了三个星期。三个星期里他只出过四次门——两次去杂货店买烟，一次去面馆吃面，一次去小镇外面的田埂上走了走。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房间里待着，看电视，睡觉，发呆。电视只能收到三个台，一个放电视剧，一个放新闻，一个放着花花绿绿的广告。他看的最多的是新闻，因为新闻里偶尔会提到城东的案子——“城东地产公司涉嫌行贿洗钱案已移送检察机关”，播音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天气。
    他把金姨的蓝色围裙从枕头旁边拿到桌上，又从桌上放回枕头旁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复挪动这条围裙，大概是除了它之外，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跟他过去的生活有关。新衣服、新鞋、新名字、新身份证，一切都是新的。只有这条围裙是旧的，上面沾着酱油和洗衣粉的味道。
    他每隔两天给金姨打一次电话。金姨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有精神，说话的时候也不怎么咳嗽了。她说她在家里养伤，隔壁的王婶每天给她送饭。她说小卖部的货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六个纸箱她让邻居帮忙搬回了家，放在阳台上。
    “库房改阳台了。”金姨在电话里笑了一声。
    杜大志没有笑。他想说对不起，但没说。金姨说了太多次“没事”，他说了太多次“对不起”，这两句话加在一起都快说了一百遍了。他不想再说了。
    他还给邢建国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问金姨的情况，第二次是问案子什么时候开庭。邢建国说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是多快？”杜大志问。
    “下个月十号。”邢建国说，“郑主任让我转告你，开庭的时候你不用来。你是证人，但不是主要证人。安小澄和刀疤刘的证词就够了。”
    “我想去。”
    “你去干什么？”
    “我想看看安小澄。”
    邢建国沉默了几秒。“下个月十号，城东中级人民法院。你要来就自己来，别告诉任何人。到了给我打电话。”
    杜大志把日期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九月十号。还有一个星期。
    等待的日子过得很慢。有时候他觉得时间像凝固了，墙上的钟表指针不动，手机上的数字不变。但等他从床上坐起来，拉开窗帘，会发现太阳已经落山了，一天又没了。
    他开始想安小澄的事。不是案情，是他想不通的事。比如，她为什么要在公交站等他？那时候她已经决定投案了，她完全可以不去，直接走进市局的大门就行了。她去见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答案——她怕。她怕自己一个人走进市局，怕再也见不到女儿，怕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她需要一个见证人，一个在她走进那扇门之前跟她说“你不是一个人”的人。他什么都没说，没有说“你不是一个人”。他只是坐在长椅上，听她说话，喝了半瓶水。也许这就够了。
    他还想了一件事。安小澄给他的五十万，他花了吗？没有。他还欠着表姐一万二，欠着金姨两年的房租——他算过，一个月八百，二十三个月，一万八千四。他还欠着普惠金融三万二，虽然刀疤刘的假催收员骗了他三百八，但那笔债还在，本金加利息，一天一天地涨。他想把这些都还了，但他不知道怎么还。用安小澄的钱还？她说那是给他妈的，不是给他的。
    他把这些数字加了一遍：一万二加一万八千四加三万二，等于六万二千四。再减去金姨给他的一千三百六，等于六万一千零四十。这是他欠的债，一笔一笔写在了手机备忘录上。
    九月十号。他起了个大早。
    他把新衣服穿上，新鞋系紧，把金姨的一千三百六十块钱和安小澄的银行卡装进内兜，把郑主任给的一万块钱里剩下的九千也装进了同一个信封。他站在镜子前看了看。杜安，不是杜大志。但他口袋里的钱是金姨的，卡是安小澄的，信封是郑主任的。他还是他，只是名字换了。
    他坐班车去了县城，从县城坐大巴去了城东。大巴开了两个小时，他在车上睡了一觉，梦到自己在送外卖，爬六楼，客人开门，是个老太太。他醒了之后愣了半天，想不起来那个老太太的脸长什么样。不是金姨，不是他妈，是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他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从田野变成工厂，从工厂变成楼房，从楼房变成城东熟悉的街道。
    城东客运站。他下了车，站在广场上。三个月前他在这里差点上了张彪的车，去了那个小镇。现在他又回来了，没有被抓，没有被押送，是自己走回来的。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邢建国发了条消息：“我到了。法院在哪？”
    邢建国回了一个定位。法院在城东大道上，离客运站不远，走路二十分钟。杜大志走过去的时候，看到法院门口站满了人——有穿制服的警察，有拎着公文包的律师，有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有拉横幅的家属。横幅上写着“严惩钱百万，还我血汗钱”之类的字，风吹过来，横幅鼓起来，像一面旗。
    他没走正门，绕到了侧门。邢建国站在侧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警服，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些，胡子也刮了。他看到杜大志，点了点头，没笑。
    “来了？”
    “来了。”
    “走吧，我带你进去。”
    他们从侧门进了法院，穿过一条走廊，到了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台饮水机。墙上贴着法庭纪律。邢建国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
    “安小澄已经在候审室了。”邢建国说，“开庭之后她会出来。你在旁听席坐着，别说话，别出声，看着就行。”
    “我能看到她吗？”
    “能。她坐证人席，你坐旁听席，你们之间隔着一个通道。”
    杜大志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杯子是一次性的塑料杯，很薄，捏着有点变形。
    九点半，庭审开始。
    杜大志跟着邢建国走进了法庭。法庭比他想象的大，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法官席高高在上，检察官席和辩护人席分列两侧，旁听席在后面，一排一排的长椅。旁听席上坐了大概三四十个人，有记者，有家属，有穿制服的，有便装的。杜大志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尽量让自己不起眼。
    法官进场了，所有人起立。法官坐下，大家坐下。书记员念了一长串话，杜大志没听清。
    然后，法警带进来了一个人。
    钱百万。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比照片上圆了一圈，但眼睛下面的眼袋很深，像两个黑色的口袋。他被带到了被告席上，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他的目光扫过旁听席，扫过检察官席，扫过法官席，面无表情。
    然后，法警带进来了第二个人。
    安小澄。
    杜大志看到她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她比上次在市局见面的时候瘦了很多，脸颊凹下去了，颧骨突了出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头发扎得很低。她的手腕上没有那白色的塑料手环了，但她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放在证人席的桌面上，指节发白。
    她的目光从法官席移到检察官席，移到了旁听席。她在找什么。找小核桃？找她妈？找张彪？她的目光扫过最后一排的时候，停了一下。她看到了杜大志。
    她没有笑。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就像一盏灯被人拧了一下开关，亮了，又灭了。她把目光移开了，看向法官。
    杜大志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
    庭审开始了。检察官念起诉书，念了很长时间。杜大志听不太懂那些法律术语，但他听懂了一件事——钱百万被指控的罪名有四个：行贿、洗钱、指使他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安小澄被指控的罪名有两个：职务侵占、帮助洗钱。但检察官说了一句“鉴于被告人安小澄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后面的字杜大志没听清。
    然后是证人作证。第一个证人是刀疤刘。
    法警把刀疤刘带了进来。杜大志看到他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刀疤刘穿着一件灰色的囚服，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表情——不是他在地下室里见过的那个样子。不是平静，不是凶狠，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像一个人终于不再装了。他站在证人席上，两只手背在身后，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叫刘建国。原钱百万地产公司安保部负责人。我替钱百万收过账、打过人、恐吓过证人。”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钱百万。钱百万没有看他。“我有罪。我愿意接受法律制裁。”
    然后是安小澄作证。
    她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轻轻响了一声。她从证人席走出来，站到了证人台上。法警让她把手放在一本红色的书上，问她愿不愿意说实话。
    “我愿意。”她说。
    检察官开始提问。那些问题很长，杜大志听不懂。但他听到了几个他听过的名字——钱百万、赵副市长、城东旧改项目。安小澄回答得很慢，每个词都说得很清楚。她说她做了六年的假账，经手了四个多亿的资金。她说她保留了全部的转账记录、合同、录音。她说她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省纪委。
    “你为什么这么做？”检察官问。
    安小澄沉默了一会儿。法庭里很安静，连暖气片的声音都听得到。
    “因为我想在有生之年，做一个能面对女儿的人。”
    旁听席上有人在哭。杜大志不知道是谁，他没有回头。
    庭审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中间休息了一次，法官说下午继续。杜大志没有去吃饭，他坐在旁听席的角落里，啃了一块面包。面包是早上从小镇带的，已经硬了。他啃得很慢，牙床酸。
    下午继续。辩护律师发言，检察官发言，被告人最后陈述。钱百万站在被告席上说了一句“我认罪”，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安小澄站在证人席上最后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一个人。”她没有说名字。但杜大志知道她在说他。
    下午四点多，庭审结束。法官宣布择期宣判，所有人起立，退庭。
    法警带着钱百万和安小澄走了。安小澄走出法庭的时候，从杜大志身边经过，隔着一个通道。她没有看他，但她的脚步慢了一下。就慢了一下，然后跟着法警走出了门。门关上了。
    邢建国走过来，站在杜大志面前。
    “走吧。”
    “我想跟安小澄说句话。”
    “不行。她现在还没宣判，还在羁押期，除了律师谁都不能见。”
    杜大志站起来，腿有点麻，站不稳，扶住了椅背。“那宣判之后呢？”
    “宣判之后，如果刑期不长，她会转到监狱。到时候可以探视。”
    “多久宣判？”
    “郑主任说，可能一个月。”
    杜大志点了点头。他跟着邢建国走出了法院。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法院门口的人比上午多了，记者们在采访律师，家属们在抹眼泪，一个老太太举着“还我房子”的牌子和保安起了争执。
    “邢警官，我回小镇了。”
    “你还要回去？案子都开完庭了。”
    “安小澄还没出来。我答应过她，等她出来接她。”
    邢建国看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递给杜大志。“开我的车回去。大巴太慢。”
    “我不会开车。”
    邢建国把钥匙收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这是我的一张公交卡，里面有钱。你拿回去坐车用。”
    “不用——”
    “拿着。你不是要去小镇吗？从城东到小镇要转三趟车，没卡不方便。”
    杜大志接过卡。公交卡很旧，边角磨得发白，照片上的人不是邢建国，是一个女人，短发，笑得很明朗。他没有问是谁，把卡装进口袋。
    他走到公交站，等车。去客运站的车来了，他上车，刷卡，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车窗外的城东在下午的阳光里慢慢后退。他经过了金姨的小卖部——卷帘门关着，警戒带已经撤了，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旺铺转让”。他经过了城中村的巷口——一个外卖员骑着一辆电动车从巷子里冲出来，蓝色的骑手服在阳光下晃了一下。他经过了派出所——门卫室的老保安还是低着头看手机。
    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手中的公交卡。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明朗，眼睛弯弯的。他翻到背面，看到一行小字——“城东公交集团，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他把卡装回口袋，靠窗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