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块。
    林晚晴盯着计算器上那个红色的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雨声从窗外涌进来，填满了办公室的每个角落。电风扇还在转，扇叶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像个停不下来的钟摆。
    “一千？”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晒了三天的咸鱼。
    沈博安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玻璃缸底积了一层灰，烟头斜插在里面，像座小小的墓碑。
    “嫌少？”他问。
    林晚晴没说话。她看着桌上那沓合同，英文单词密密麻麻，像蚂蚁在爬。
    十万只电子表，三十五万美元，二百八十七万人民币，一百七十一万五千成本，六十二万七千四百的税和打点费，最后剩下五十二万八千六。
    她可以拿一千。
    在老家，父亲在工厂干一年，也挣不到这个数。
    “不是嫌少。”她说，“是太多了。”
    沈博安笑了，笑声很短，像被烟呛了一下。“多？你知道深圳现在一个月的房租多少钱吗？”
    “不知道。”
    “最便宜的农民房，一个月八十。”沈博安站起来，走到窗边。雨已经小了，霓虹灯在水洼里碎成一片一片，红的绿的黄的搅在一起。
    “你住的那间，一个月一百二。吃饭呢？一顿盒饭两块五，一天三顿，七块五。一个月就是二百二十五。水电费，交通费，电话费，加起来又是一百多。”
    他转过身，看着她。“一千块，在深圳，只够你活两个月。”
    林晚晴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指甲盖敲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那我能做什么？”她问。
    沈博安走回来，重新坐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牛皮纸袋，封口用红色的蜡封着。他把文件袋推到她面前。
    “打开看看。”
    林晚晴拆开蜡封。里面是几张纸，打印的，字很小。她拿起最上面一张，凑到灯下看。
    标题是《合作协议》。
    她往下看。
    第一条：甲方（沈博安）负责支付乙方（林晚晴）父亲的全部医疗费用，并一次性支付补偿金人民币五万元。
    第二条：甲方负责解决乙方家庭生计问题，每月支付乙方母亲生活费人民币三百元，直至乙方母亲年满六十周岁。
    第三条：乙方自愿跟随甲方前往深圳，接受甲方安排的工作和培训。
    第四条：乙方在协议期内（五年），需完全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不得擅自离职。
    第五条：乙方需与过去的一切人际关系彻底切割，包括但不限于家人、朋友、同学等。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与任何人联系。
    第六条：甲方承诺，在协议期内，保护乙方及乙方家人的安全，并解决乙方前男友陈劲生家庭的潜在危机。
    第七条：协议期满后，乙方可自由选择去留。若选择离开，甲方需支付乙方人民币十万元作为补偿。
    第八条：本协议内容需严格保密，若乙方泄露，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追回所有已支付款项。
    林晚晴看到第六条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陈劲生家的潜在危机？”她抬起头。
    沈博安点了支烟。火柴划亮的那一下，办公室里短暂地亮了一瞬，然后暗下去。烟头的红点在昏暗里明明灭灭。
    “他爸，”沈博安吐出一口烟，“去年在厂里跟人打架，把对方打伤了。对方有点背景，说要告他故意伤害，最少判三年。”
    林晚晴愣住了。
    “陈劲生没跟你说过？”
    “没有。”
    “他当然不会说。”沈博安弹了弹烟灰，“那小子要面子。他爸现在还在家躲着，不敢出门。对方放话了，要么赔五万，要么坐牢。”
    五万。
    林晚晴想起陈劲生家的样子。两间平房，墙皮剥落，院子里堆着废铁。他爸在镇上的机械厂干了二十年，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块。
    五万，对他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你怎么知道这些？”她问。
    沈博安笑了。“我在你们镇上有个朋友。做生意的，消息灵通。”
    他顿了顿，看着窗外。“那家人，姓王。在县里有点关系。陈劲生他爸打伤的是王家的小儿子，肋骨断了两根。”
    “为什么打架？”
    “为了钱。”沈博安说，“王家欠陈劲生他爸三个月的工资，一直拖着不给。陈劲生他爸去要，对方不但不给，还骂人。骂得很难听，说他爸是穷鬼，活该穷一辈子。”
    林晚晴没说话。她想起陈劲生他爸的样子，矮矮的，黑黑的，笑起来满脸褶子。每次她去陈劲生家，他爸都会从兜里掏出几颗糖，塞到她手里。
    “糖，甜的。”他爸总是这么说。
    那些糖，她一直没舍得吃，放在铅笔盒里，化了，黏在铁皮上。
    “我能做什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飘在空气里的灰尘。
    沈博安把烟掐灭。“签了这份协议，我就帮你摆平这件事。五万块，我出。王家那边，我去说。保证陈劲生他爸没事。”
    “条件呢？”
    “条件就是，”沈博安看着她。“你要彻底跟陈劲生断了。不能联系，不能见面，不能让他知道你在哪儿，在干什么。你要让他死心，让他以为你就是为了钱，跟人跑了。”
    雨又下大了。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像谁在敲鼓。
    林晚晴看着桌上的协议。纸很白，白得刺眼。那些黑色的字，像蚂蚁，爬满了整张纸。
    五年。
    一千八百二十五天。
    她想起陈劲生的脸。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生气的时候，眉毛会拧在一起，像两条毛毛虫。
    他说，晚晴，我们一起考去北京。
    他说，晚晴，等我挣了钱，给你买条红裙子。
    他说，晚晴，你别怕，有我呢。
    现在，她要让他以为，她不要他了。
    为了钱，跟人跑了。
    “他会恨我。”她说。
    “恨就恨吧。”沈博安的声音很平静，“恨比爱容易。恨能让人活下去，爱不能。”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你爸的医药费，我已经付了。医院那边说，手术很成功，但以后站不起来了。你妈每个月三百块，从下个月开始打。陈劲生他爸的事，三天之内解决。”
    他转过身，看着她。“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走出这个门，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爸的医药费，我会找你要回来。你妈的生活费，停掉。陈劲生他爸，该坐牢坐牢。”
    林晚晴没动。
    她看着桌上的协议。看着那些蚂蚁一样的字。
    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母亲哭红的眼睛。陈劲生他爸塞给她的糖。
    还有陈劲生。
    他笑起来像月牙的眼睛。
    “笔。”她说。
    沈博安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黑色的，笔帽上刻着金色的字。他拧开笔帽，递给她。
    林晚晴接过笔。笔很重，冰凉的，像块铁。
    她在乙方签名处，写下自己的名字。
    林晚晴。
    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
    沈博安拿起协议，看了看，点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印泥，红色的，像血。
    “按个手印。”
    林晚晴把大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在自己的名字旁边，按下一个红色的指印。
    指印很清晰，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沈博安也签了字，按了手印。他把协议收起来，锁进抽屉。
    “从明天开始，你搬去我那儿住。我给你安排了个房间，离公司近。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周末单休。”
    林晚晴没说话。
    “你的工作，”沈博安继续说，“主要是帮我处理一些文件，翻译英文合同，算账，还有应付一些我不想见的人。”
    “什么人？”
    “海关的，税务的，银行的，还有……”沈博安顿了顿，“一些不太好惹的人。”
    他看着她。“你聪明，学东西快。最重要的是，你干净。他们不会怀疑你。”
    林晚晴明白了。她是个幌子。一个干净的，可以用来挡事的幌子。
    “工资呢？”她问。
    “一个月三百。”沈博安说，“包吃住。做得好，年底有奖金。”
    “还有什么问题？”
    林晚晴想了想。“我能给我妈写封信吗？”
    “不能。协议第五条，忘了？”
    “就一封。告诉她我很好，让她别担心。”
    沈博安看着她，看了很久。雨声渐渐小了，窗外传来汽车驶过水洼的声音，哗啦哗啦的。
    “可以，但信要给我看。我帮你寄。”
    林晚晴点点头。
    “还有，”沈博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她面前，“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提前支给你。去买几件像样的衣服。明天开始，你不能穿成这样去上班。”
    林晚晴低头看了看自己。
    白衬衫，蓝裤子，布鞋衬衫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边。
    “像样，是什么样？”
    沈博安想了想。“裙子，高跟鞋，化妆。要看起来像个城里人。”
    林晚晴没说话。她拿起信封，打开。里面是三张一百块的钞票，崭新的，还带着油墨味。
    “明天早上八点，我在楼下等你。带你去买衣服。”
    他站起来，拿起外套。
    “走吧，我送你回去。”
    林晚晴跟着他下楼。楼梯很窄，灯坏了，黑漆漆的。沈博安走在前面，打着手电筒。光柱在墙上晃来晃去，像条游动的蛇。
    走到一楼，沈博安停下脚步。
    “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林晚晴抬起头。
    “陈劲生，”沈博安说，“他考上大学了。”
    林晚晴的心跳停了一拍。
    “什么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沈博安说，“通知书昨天到的。他爸高兴坏了，在镇上放了一挂鞭炮。”
    北京。
    他们曾经约好要一起去的地方。
    “他……”林晚晴的声音有点抖，“他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沈博安说，“九月一号开学。”
    还有半个月。
    “你想见他吗？”沈博安问。
    林晚晴没说话。
    “我可以安排。”沈博安说，“最后一次。让你跟他道个别。”
    “不用了。”林晚晴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见了，反而不好。”
    沈博安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他推开铁门，外面的雨已经停了。空气湿漉漉的，带着泥土和汽油的味道。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辆自行车叮铃铃地骑过去。路灯昏黄的光照在水洼里，碎成一片一片的。
    沈博安的车停在路边，黑色的桑塔纳，车身上溅满了泥点。
    他拉开车门，让林晚晴坐进去。
    车里有一股皮革和烟草混合的味道，座椅是真皮的，凉凉的。
    林晚晴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
    深圳的夜晚，高楼大厦霓虹闪烁，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彩电，冰箱，洗衣机。
    街上走着穿西装的男人，穿裙子的女人，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是一个她完全陌生的世界。
    沈博安发动车子。引擎嗡嗡地响起来，像只困兽。
    “住的地方不远，”他说，“十分钟就到。”
    林晚晴没说话。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灯光，看着那些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
    她想起老家。想起镇上的那条石板路，下雨天会变得滑溜溜的。想起学校门口那棵老槐树，夏天会开满白色的花。想起陈劲生骑自行车载着她，穿过田野，风吹起她的头发。
    他说，晚晴，等我们去了北京，我要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
    她说，好。
    他说，晚晴，等我们毕业了，我要挣很多很多钱，给你买个大房子。
    她说，好。
    他说，晚晴，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她说，好。
    现在，她要一个人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五年，或者更久。
    而他，要去北京了。
    去他们曾经约好要一起去的地方。
    车子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
    铁门，保安亭，里面是一栋栋六层高的楼房，楼房的窗户里亮着灯，一格一格的，像蜂巢。
    “到了。三楼，302。钥匙给你。”
    他递过来一把钥匙，铜的，拴在一个塑料牌子上，牌子上写着302。
    林晚晴接过钥匙，钥匙很凉，硌手。
    “明天早上八点，”沈博安又说了一遍，“我在楼下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