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邢台到深圳的长途汽车颠簸了三十六个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枯槁的华北平原，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岭南丘陵。周铁军裹着的蓝布棉袄早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黏腻难受，怀里的钢片却依旧凉丝丝的——离开邢台前，他去邮局把马德山的铁戒指寄回铁山，托孙老铁转交给王桂兰，附了张字条：“凶手已擒，公道不远”。
    林晓燕靠窗坐着，手里的日记本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第一次来南方，车刚进深圳地界，就被路边高大的榕树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晃花了眼。“周师傅，你看那栋楼，比铁山最高的百货大楼还高。”她指着远处的国贸大厦，语气里带着新奇，可指尖却始终攥着日记里“黄志强”那页，没松过劲。
    赵卫东靠在过道上，正和深圳警方通电话，挂了电话脸色有些沉：“张警官说，刘根生提供的地址在蛇口的城中村，他们上午去看过，房子空了快半年，邻居说陈建国去年秋天就搬走了，没留新地址。不过他们查到陈建国在附近的货运市场有个摊位，叫”建国货运”，专门接香港的单子。”
    汽车刚停稳，几人就拦了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司机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蛇口啊？那边乱得很，货运市场三教九流都有，晚上最好别去。”周铁军没接话，只是盯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路边的小饭馆挂着“东北饺子”“湖南小炒”的招牌，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扛着大包小包匆匆走过，像一座装满了漂泊者的孤岛。
    “建国货运”藏在货运市场最里面的角落，铁皮搭的棚子漏着缝，里面堆着几箱贴着“五金配件”标签的纸箱，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赵卫东的警服，立刻想往棚子后面跑。
    “陈建国！”周铁军喊了一声，声音穿透市场的嘈杂。男人的脚步顿住，慢慢转过身——四十多岁的年纪，留着寸头，右耳上有颗黑痣，和刘根生描述的一模一样。他的目光扫过周铁军怀里露出来的钢片，脸色瞬间变了。
    “我不认识你们。”陈建国往身后的棚子退了退，手悄悄摸向堆在墙角的铁棍。赵卫东早有防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腕反拧过来，手铐“咔嗒”锁上。“陈建国，涉嫌盗窃商业秘密、协助故意杀人，跟我们走。”
    林晓燕走进棚子，蹲在纸箱前，小心地撕开一个角——里面是个机床零件，黄铜色的表面刻着个清晰的△印记，和马德山、林建国现场发现的零件一模一样。“周师傅，你看，是△零件！”
    周铁军拿起零件，指尖蹭过上面的淬火痕迹，眉头皱了起来：“这是仿造的，淬火温度不够，硬度差远了。你看这里的纹路，马师傅淬火的零件，纹路是均匀的”水波纹”，这个是”乱纹”，一看就是没掌握真技术。”
    棚子深处的桌子上，摆着个账本和一沓货运单。赵卫东翻着货运单，脸色越来越沉：“这些单子都是寄往香港兴华贸易公司的，收件人写的”黄老板”，最近一张是三天前，寄的是”C6140主轴配件”。”他拿起账本，“这里记着流水，半年就给香港转了五十万，备注都是”货款”。”
    陈建国被押上出租车时，突然开口：“你们别白费力气了，黄老板在香港有人，你们抓不到他的。”周铁军坐在他旁边，把那枚仿造零件放在他面前：“你知道这零件为什么不合格吗？因为马德山没把真技术教给你们，他宁死都没让红星厂的手艺外流。你帮着黄志强偷技术、害好人，良心过得去吗？”
    陈建国的头埋了下去，没再说话，只是喉结不停滚动。
    深圳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比邢台的宽敞些，空调吹着冷风，陈建国缩在椅子上，双手攥得紧紧的。赵卫东把货运单和账本放在他面前：“说吧，你和黄志强是什么关系？你帮他转运了多少批红星厂的零件和图纸？”
    “我是1997年认识黄志强的。”陈建国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那时候我在深圳开货运站，欠了一屁股债，他找到我，说”帮我接批货，欠的债我帮你还”。我问他是什么货，他说是”机床配件”，我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从红星厂偷出来的。”
    林晓燕翻开父亲的日记，找到1998年10月的那页：“我爸1998年10月去深圳出过差，日记里写着”见陈建国，劝其回头，未果”。你是不是那时候就认识我爸了？他是不是发现了你和黄志强的事？”
    陈建国的身体猛地一颤，眼神里充满了慌乱。“是……林科长那时候找到我，说他知道我帮黄志强运零件，劝我去自首，还说”红星厂的技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被外人偷走”。我那时候被黄志强控制住了，他拿我老婆孩子威胁我，说要是我敢自首，就杀了他们全家。我没办法，只能跟林科长说”我没做过”。”
    周铁军往前倾了倾身，盯着他的眼睛：“林建国坠湖前，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你是不是跟黄志强说了？”
    陈建国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桌面上。“是……1999年1月，林科长给我打电话，说他掌握了黄志强偷技术的证据，要去香港举报他。我吓得赶紧给黄志强打了电话，黄志强说”你别管了，我来处理”。没过几天，就传来林科长坠湖的消息。我知道，是黄志强干的。”
    “黄志强是怎么处理的？他有没有说他是怎么害林科长的？”林晓燕的声音带着颤抖，她紧紧攥着日记本，指节都泛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