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冰湖沉尸
    1998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铁山市的风裹着雪粒子，跟淬了冰的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能疼到骨头缝里，连呼出的白气都像是要冻成冰碴子，刚飘到半空就散成了细碎的霜。周铁军蹲在红星机床厂家属院门口的修鞋摊旁，后背靠着摊主见天烧的煤炉，那点热气刚沾到棉袄就被风卷走，只在后心留了个浅浅的暖印。
    他手里捏着个半旧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外壳掉了块漆，露出里面的铜线圈。这是三号楼张大爷的，昨天送来时说“听不着声了，老周你给瞅瞅”——张大爷以前是机床厂的电工，跟周铁军搭过班子，现在得了肺气肿，冬天不敢出门，全靠这收音机听评书解闷。周铁军把螺丝刀尖抵在调台旋钮的螺丝上，哈了口热气搓搓冻僵的手，眯着眼看里面的零件：电容没鼓包，电阻也没烧黑，倒是喇叭线断了根，得用烙铁焊上。
    煤炉上的铝壶“滋滋”冒着凉气，摊主老杨是个下岗的锻工，手糙得能磨出火星子，正用锥子给一双旧皮鞋钉掌，头也不抬地搭话：“老周，今儿小年，不早点回家包饺子？你家王秀不得念叨你？”
    周铁军“嗯”了一声，手里的烙铁刚碰到铜线就冒了点青烟，一股焊锡的焦味混着煤烟飘过来。“等修完这个就回，张大爷还等着听下午的《岳飞传》呢。”他说话时下巴上的胡茬沾了层白霜，那是早上出门时没刮干净的，家里的刮胡刀刀片钝了，王秀说“凑活用到过年，年后再买新的”——自从去年下岗，家里的开销就跟掐着脖子似的，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
    他以前在机床厂保卫科当副科长时，哪用得着干这个？那会儿每月工资三百八，加上奖金能有四百多，家里冰箱洗衣机都齐整，儿子周磊上高中的学费从不用愁。可现在不一样了，去年秋天，劳资科科长张宝才拿了份“优化裁员”名单，上面列了二十多个老工人，打头的就是还有三年退休的刘建国——刘建国在镗床车间干了三十年，手上有老茧，腰上有劳损，家里还有个瘫痪的老婆。周铁军看不过去，拿着名单去找张宝才理论，张宝才翘着二郎腿说“这是李厂长定的，你算老几？”，两人吵了一架，转天李茂山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端着搪瓷缸子说“老周啊，你今年五十二了，保卫科得要年轻人扛事，你先回家歇着，等厂里有合适的岗位再叫你”。
    “歇着”就是下岗的意思，周铁军心里门儿清。他没闹，也没找关系——在机床厂待了二十八年，从十八岁当学徒时的青头小子，到保卫科里能镇住场子的副科长，他知道这里的规矩：跟领导拧着来，没好果子吃。现在他在小区看大门，每月三百块，不够家里开销，就凭着年轻时在部队学的电工手艺，帮人修修家电、补补水管，赚点零花钱。有时候修个收音机五块十块，人家客气塞包烟，他也不推辞，转头就给张大爷或是楼下的孤寡老人送去。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刺啦刺啦的杂音，接着是《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主播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被风刮得变了调：“……红星机床厂第三批下岗名单已公示，补偿款将在春节前发放到位，确保下岗职工安心过年……”
    周铁军焊线的手顿了一下，烙铁尖上的焊锡滴在收音机外壳上，烫出个小黑点。他盯着外壳上“红灯”两个字，想起保卫科以前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收音机，那会儿用来监听车间里的动静——有次有人偷卖机床零件，就是靠这收音机录下的对话，最后抓了现行。现在这收音机老了，跟他一样，都跟不上趟了。
    “周哥！周哥！可算找着你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家属院方向传来，踩在积雪上“咯吱咯吱”响，像是要把冻硬的地面踩裂。周铁军抬头一看，是原保卫科的小吴，二十七八岁，脸冻得通红，跟煮熟的虾子似的，棉帽子歪在头上，帽檐上挂着的雪粒子往下掉，脖子里的围巾松了半截，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厂服领子。
    小吴跑到跟前，扶着膝盖直喘气，呼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嘴里的哈喇子都快冻成冰了：“周哥，出事了……出大事了！厂后湖那边，冰窟窿里捞出来个人！硬邦邦的，跟冻鱼似的！”
    周铁军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烙铁“当啷”掉在煤炉边，烫得地上的雪“滋”了一声。厂后湖他熟，那是红星机床厂五十年代建的蓄水池，占地有两个篮球场大，夏天用来给锻工车间降温，水凉得能冰西瓜；一到冬天就冻得结结实实，厚的地方能走人，常有工人午休时去冰钓，去年还有人钓上条二斤多的鲫鱼，在食堂煮了一锅汤，全科室的人都分着喝了。
    他赶紧捡起烙铁放在煤炉上，抓起搭在修鞋摊铁架上的棉大衣——那是他在保卫科时发的，深蓝色的卡其布洗得发白，左胳膊肘打了块补丁，是王秀用他旧工装裤改的，针脚缝得密，挺暖和。“人咋样？认出来没？是厂里的人不？”周铁军一边穿大衣一边问，手指冻得不听使唤，扣了两下才扣上纽扣。
    “没……没认出来！脸冻得跟冰坨子似的，敲着都硬！就知道是个男的，穿的是咱们厂的旧工装，深蓝色的，胸前”红星机床”那四个字还能看着点影子。”小吴说着，拉着周铁军的胳膊就往厂方向跑，“赵队已经去了，让我赶紧找你——他说你熟厂子里的人和地方，说不定能帮上忙。”
    赵卫东是铁山市公安局刑侦队的队长，四十来岁，方脸膛，浓眉毛，说话嗓门大，跟打雷似的。周铁军跟他打过交道，1995年机床厂丢了一批精密量具，价值十几万，当时保卫科查了半个月没头绪，是周铁军凭着车间的排班表和保卫科那台黑白监控的录像，看出内鬼是夜班的保全工——那保全工趁换班时把量具藏在饭盒里带出去，周铁军跟着录像里的时间线，又查了他的银行流水，最后把证据交给赵卫东，当天就把人抓了。从那以后，赵卫东见了他就说“老周，你这脑子，不当警察可惜了”。
    两人往厂后湖跑，路上的积雪被人踩得实，滑溜溜的，周铁军走得急，差点摔一跤，幸好小吴扶了他一把。家属院门口的路上，到处都是下岗工人的身影：有个穿旧棉袄的中年男人扛着铺盖卷，手里捏着张火车票，脸朝着机床厂的大门望，眼神发直，像是要把那扇刷着红漆的大铁门望穿；还有两个女人蹲在烤地瓜摊旁，怀里抱着孩子，孩子的脸冻得通红，正哭着要吃地瓜，女人掏了掏口袋，没掏出钱，只能哄着“等妈明天找着活就给你买”；路边的宣传栏上贴着第三批下岗名单，红底黑字，名字后面跟着补偿金额，大多是四千到六千块——那是很多工人一辈子的积蓄，有的工人一家三代都在机床厂，现在说下岗就下岗，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
    周铁军看着这些人，心里堵得慌。他想起自己下岗那天，儿子周磊在学校听说了，回家就哭，说“爸，以后我不买课外书了，也不吃肉了”，王秀没哭，就是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对着灶台发呆，发了半宿的呆，第二天一早照样起来做早饭。他知道，铁山市的下岗工人多，不止红星机床厂，还有纺织厂、水泥厂，街上到处都是找活干的人，有的去工地搬砖，有的去菜市场捡菜叶子，有的甚至去火车站帮人扛行李，一天挣十块八块，够一家人吃饭就不错了。
    “周哥，你看那边！”小吴突然指着前面，周铁军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厂后湖那边已经围了不少人，蓝色的警戒线拉了起来，像条带子似的把人群拦在外面，几个穿警服的人正蹲在冰面上，手里拿着铁锹，一下下清理着冰面上的积雪，铁锹碰到冰面“当当”响，在空旷的雪地里传得老远。
    离着还有五十多米，周铁军就看见赵卫东了。他穿着件藏青色的警大衣，戴着棉手套，正跟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话——那是市局的法医，姓刘，周铁军见过一次，戴个黑框眼镜，说话挺斯文。赵卫东看见周铁军，抬手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快步走过来，鞋底踩在冰面上“嘎吱嘎吱”响。
    “老周，你可来了。”赵卫东的嗓门还是那么大，哈出的白气都比别人的浓，“你帮着瞅瞅，这人身形，像你们厂的谁不？”他说着，指了指冰面中间的位置。
    周铁军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冰面上铺着块蓝色的塑料布，布上躺着个人，蜷缩着身子，像是怕冷似的缩成一团。那人穿的确实是红星机床厂的旧工装，深蓝色的，袖口和裤脚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色秋裤，秋裤的膝盖处缝了块布，颜色比其他地方深，像是用旧衣服改的。死者的双手攥得紧紧的，指甲缝里还夹着点冰碴子，脸上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像是戴了个冰做的面具，看不清五官，只能看出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
    “得等解冻了才能认人，现在脸冻得太硬了。”周铁军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死者的工装袖子，冰碴子掉在手上，凉得他一哆嗦。他仔细看着工装的细节：工装的左胸位置，“红星机床”四个字是用白线绣的，现在线都快磨没了，只剩下个模糊的轮廓；工装的口袋是斜插式的，左边的口袋鼓囊囊的，像是塞了什么东西，被冰冻得硬邦邦的，形状有点像张纸。
    “赵队，死者左边口袋里好像有东西。”周铁军抬头跟赵卫东说，“得小心点取出来，别弄碎了。”
    赵卫东点点头，朝那个穿白大褂的法医喊了一声：“刘法医，过来看看！死者口袋里有东西！”
    刘法医应了一声，拿着个证物袋走过来，蹲在周铁军旁边，从随身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镊子，小心翼翼地拨开死者口袋上的冰碴子。他的动作很轻，像是怕碰碎了什么易碎品，镊子尖一点点伸进口袋里，夹出一张纸——那纸已经被冻成了硬壳，边缘卷着，上面的字迹被冰覆盖着，模糊不清，只能看出是张单据，上面好像有个“王”字。
    “得带回局里解冻了才能看清楚，现在硬得跟纸板似的，一折就碎。”刘法医把纸放进证物袋里，封好口，递给旁边的一个年轻警察，“小心点拿，别掉了。”
    就在这时，人群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心似的，一下子打破了雪地里的安静。“建军！那是建军的裤子！是我给我家建军缝的裤子！”
    周铁军心里一紧，抬头往人群里看去。只见一个穿灰棉袄的女人被两个女工扶着，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挂着泪，眼泪掉在地上，刚落地就冻成了小冰珠。那是王建军的妻子，刘桂兰，周铁军认识她——以前王建军在锻工车间时，刘桂兰常来厂里送午饭，有时候还会给周铁军带个自家腌的咸菜疙瘩，说“周科长，你帮着多照看点建军，他性子直，容易得罪人”。
    刘桂兰挣扎着要往警戒线里冲，被两个警察拦住了。她指着冰面上的死者，声音都变调了：“那裤子是我去年给他缝的！膝盖那块布，我用的是我旧棉袄的里子，还是花格子的！你们不信，你们翻开他的裤腿看！里面的秋裤也是我买的，灰色的，腰上有个松紧带！”
    周铁军站起身，走到警戒线边，扶住刘桂兰的胳膊。她的胳膊冻得冰凉，跟冰棍子似的，浑身都在抖。“桂兰，你别激动，先冷静点。”周铁军的声音尽量放得温和，“你确定那是建军？有没有可能看错了？”
    刘桂兰使劲点点头，眼泪掉得更凶了，砸在周铁军的手背上，凉得他心疼：“错不了！绝对错不了！那裤子我缝了三天，膝盖那块布我还特意多缝了两道线，怕他干活磨破了！他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穿的这条裤子，说”去跟朋友唠唠，晚点回来”，我还让他多穿点，他说”没事，不远”，结果……结果就没回来……”她说着，哭得更厉害了，身子一软，差点倒在地上，幸好周铁军和旁边的女工扶住了她。
    赵卫东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对刘桂兰说：“大姐，你先别难过，跟我说说，王建军昨天晚上几点出门的？他说去跟哪个朋友唠嗑？有没有说具体去什么地方？”
    刘桂兰抹了把眼泪，抽抽搭搭地说：“大概七点多吧，吃完饭他就出门了，没说跟哪个朋友，就说”去见个能说上话的”，我问他去哪，他说”就在厂附近”，还说”可能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了”。我以为他去工友家凑活了，哪想到……哪想到他会掉冰湖里啊……”
    赵卫东一边记笔记，一边问：“王建军最近有没有跟谁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什么烦心事？比如欠别人钱，或者跟人吵架之类的？”
    刘桂兰想了想，摇摇头：“没有啊，建军这人老实，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从没跟人红过脸。就是下岗后心情不好，总说”没活干，家里俩孩子上学怎么办”，前几天还跟我说”想去工地找活干，可工地上也不要人”，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坐在床边抽烟，抽得满屋子都是烟味……”
    周铁军站在旁边，心里琢磨着。王建军跟他同一年进厂，都是1970年的，王建军在锻工车间，他在保卫科，以前常一起在食堂吃饭。王建军这人确实老实，话不多，干活踏实，锻工车间的活又累又危险，夏天车间里温度能到四十多度，他光着膀子干，汗跟水似的往下流，也从没抱怨过。下岗后周铁军在菜市场碰到过他一次，他推着个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点白菜萝卜，说是给孩子买的，还跟周铁军说“周哥，你要是有活干，别忘了给我介绍一个，哪怕一天挣五块钱也行”，当时周铁军心里酸溜溜的，说“有活肯定想着你”，可他自己都没活干，哪能帮上别人。
    “刘法医，初步检查怎么样？死者大概死亡多久了？causeofdeath（死因）是什么？”赵卫东转过身，问那个穿白大褂的法医。他有时候会蹦出两个英文词，说是以前在省警校培训时学的，习惯了。
    刘法医推了推黑框眼镜，皱着眉说：“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具体得等尸检。死因目前看不像单纯的冻死——死者的口鼻处没有明显的冰晶，而且我们在他的口腔里发现了少量白色粉末，像是安眠药的残留，具体得回局里化验才能确定。另外，死者的手腕处有一道轻微的划痕，不深，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刮的，可能是生前留下的，也可能是死后被冰碴子划的，得进一步检查。”
    周铁军心里一沉。安眠药？划痕？这就不是简单的意外落水了。王建军不是那种会吃安眠药的人，他以前跟周铁军说过“我沾枕头就睡，不用吃那玩意儿”，而且他会游泳，夏天常去厂后湖游泳，就算不小心掉下去，也不至于淹死，更别说现在冰湖冻得那么厚，除非是有人把他扔进冰窟窿里的。
    “老周，你怎么看？”赵卫东走到周铁军身边，压低声音问，“你觉得是意外，还是……他杀？”
    周铁军看着冰面上的死者，又看了看旁边哭得撕心裂肺的刘桂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似的沉。“不像意外。”他缓缓地说，“王建军会游泳，而且这冰湖的冰面挺厚的，除非是有人凿了冰窟窿，把他扔进去的。还有，安眠药和划痕，这都不对劲。对了，前几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他，他跟我说”周哥，这次的补偿款，好像不对劲”，我问他怎么不对劲，他又不说，只说”再看看”，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想，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赵卫东皱起眉头，眼神变得严肃起来：“补偿款？他的补偿款有问题？”
    “不清楚，但他当时的语气挺犹豫的，像是有什么话不敢说。”周铁军回忆着那天的情景，“他还说”有些下岗的人，补偿款比咱们多好几千，可人家跟咱们一样，都是普通工人”，我当时劝他”别多想，补偿款是国家规定的，不会少”，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推着自行车走了。”
    就在这时，那个年轻的警察跑过来，对赵卫东说：“赵队，局里来电话了，让咱们赶紧把死者运回局里，进行尸检，还有，死者的身份需要进一步确认，让家属去局里做个笔录，顺便采血样，做DNA比对。”
    赵卫东点点头，对刘桂兰说：“大姐，麻烦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做个笔录，再采个血样，确认一下死者的身份，也好让他早日入土为安。”
    刘桂兰点点头，擦干眼泪，被两个女工扶着，慢慢跟着警察往警车那边走。她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冰面上的死者，眼神里的悲痛像是要溢出来，看得周铁军心里一阵发酸。
    赵卫东拍了拍周铁军的肩膀：“老周，谢谢你过来帮忙。你要是想起什么线索，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案子有点不对劲，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张名片，递给周铁军，“这是我的手机号，有事你随时打。”
    周铁军接过名片，塞进棉袄口袋里，名片上的字是打印的：“铁山市公安局刑侦队赵卫东139XXXX5678”。他看着赵卫东，认真地说：“赵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王建军是个老实人，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赵卫东点点头，转身走向冰面，对着那几个警察喊：“小心点把死者抬上车，别碰坏了证物！刘法医，你跟车回去，尽快出尸检报告！”
    周铁军站在雪地里，看着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死者抬上担架，盖上白布，然后抬进警车里。警车的警灯闪着红光，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呜呜”的警笛声响起，慢慢驶出厂后湖，消失在远处的雪地里。
    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几个还在议论的工人，有的说“王建军太可怜了，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有的说“这冰湖每年都冻死人，早该围上栏杆了”，有的说“说不定是欠了赌债，被人扔进去的”。周铁军听着这些议论，心里却想着王建军说的“补偿款不对劲”，还有法医说的安眠药和划痕——这案子，肯定没那么简单。
    他抬头看了看天，雪还在下，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下来，落在他的头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一层白。远处的红星机床厂厂房，在雪地里显得灰蒙蒙的，像是一头沉睡的巨兽，不知道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周铁军紧了紧棉袄的扣子，转身往家属院的方向走，他得赶紧回家，跟王秀说一声，顺便想想，王建军说的“补偿款不对劲”，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