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大厨就来了。他推门进来的动静不大，但厨房里那种“待命”的空气仿佛被搅动了一下，随即进入了另一种频率。
    他手里提着个小网兜，里面是几头新蒜和一块姜，身上还带着外面走廊的微凉气息。目光扫过光洁的灶台、整齐的厨具、以及冒着热气提示“煮饭中”的电饭锅，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算是认可了我下午的清扫成果。
    “米下了？”他一边把蒜姜放进水槽，一边问，声音是惯常的平稳。
    “嗯，下了，快好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回厨房。
    “行。晚上简单点，黄瓜炒鸡蛋，再把中午剩的炸小鱼回下锅，烧个茄子。”他语速很快，指令清晰，已经解开了自己围裙的系带，又熟练地套上，“茄子在筐里，削皮滚刀块，泡上。黄瓜切片，鸡蛋打四个。蒜、姜，拍一下切末。”
    “好。”我应声而动。默契就是从这种不假思索的应答和动作开始的。我走到蔬菜筐前拿出紫黑色的长茄子，开始削皮。
    大厨则从冷藏柜里端出中午剩下、已经有些返潮的金黄炸鱼，又拿出一盒鸡蛋。
    厨房里很快响起了协同的声响，像一场编排过无数次的二重奏。我这边，是刀刃与砧板接触时沉稳均匀的“笃笃”声，茄子变成均匀的滚刀块，滑入清水盆中。
    接着是黄瓜，刀锋掠过，发出更清脆利落的“嚓嚓”声，薄厚一致的黄瓜片在刀侧堆积。另一边，大厨磕开鸡蛋，蛋壳在碗沿碎裂的“咔咔”声短促有力，接着是筷子快速搅打蛋液的“哒哒”声，节奏稳定，直到蛋液泛起细密泡沫。
    “蒜末姜末给我一半。”大厨头也不抬地说，手里正往炸鱼上撒一点点细盐和椒盐。我立刻将切好的一半蒜姜末拨到一个小碟里，推到他手边。他自然地接过。
    锅具就位，炉火点燃。大厨先热了较小的一口锅，倒油，滑入鸡蛋液。“刺啦——”鸡蛋遇热膨胀的声响混合着浓郁的蛋香率先爆发。
    他手腕轻颠，金黄的蛋饼成型，划散成块，盛出。就着底油，下入黄瓜片，更猛烈的“滋啦”声和蔬菜清香气随之升腾，快速翻炒几下，烹入少许盐和糖，鸡蛋回锅，翻匀，黄瓜炒鸡蛋率先出锅，色泽明亮。
    与此同时，我已经在清洗另一口炒锅。大厨接过，烧热，下稍多的油。油热后，倒入沥干水的茄子块。茄子吸油，发出平稳的“沙沙”声。他耐心地煸炒着，直到茄子块边缘微焦，变得柔软。这时，我将剩下的一半蒜姜末递上。
    他接过，投入锅中，与茄子同炒，蒜香、姜辛与茄子的醇厚气息热烈地融合。烹入料酒、酱油、少许糖和热水，盖上锅盖，转为中火咕嘟。另一口小锅，他快速将炸鱼复炸了几十秒，恢复酥脆，捞出控油。
    “尝尝咸淡。”大厨用勺子舀了一点烧茄子的汤汁，吹了吹，递过来。我凑过去抿了一点，咸鲜中带着茄子的甜。“刚好。”我说。他于是大火收汁，勾入薄芡，汤汁瞬间明亮浓郁，包裹住每一块茄子，烧茄子完成，盛入厚实的陶钵保温。
    最后，将复炸后更加酥香的炸小鱼堆在另一个盘里。
    整个过程，没有多余的询问，没有重复的指令。我需要递刀时，刀就在我手边；他需要盘子时，我已经将合适的盘子放在灶台旁。
    我处理食材的节奏，自然衔接他烹饪的步骤。他负责掌控火候与调味的核心魔法，我负责准备材料、传递工具、清理台面、以及在他需要时成为他延伸的手眼。对话仅限于最必要的几个字：
    “盘子。”
    “水。”
    “火小点。”
    “好了。”
    当最后一道菜装盘，厨房里弥漫着复合的香气——鸡蛋的暖香、黄瓜的清新、茄子的浓郁、炸鱼的焦酥，还有底层米饭将熟的甘甜。灶火逐一熄灭，喧嚣暂歇。台面上，除了待洗的炒锅和少量工具，依然整洁。
    大厨拿起抹布，擦了擦手，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看并排摆好、冒着热气的三菜一钵，舒了口气：“开饭。”
    我点点头，走到取餐台，将保温的菜钵放好，米饭锅也抬了过去。暮色透过舷窗，将厨房染成温馨的橙黄色。
    晚上吃饭的时候，餐厅比较热闹。
    与午间的沉闷和傍晚的简单不同，这顿靠港前的晚餐，仿佛成了某种非正式的“战前通气会”或“情绪宣泄场”。
    空气里除了饭菜香，还弥漫着一种克制的兴奋、隐约的焦虑，以及交接班次带来的繁杂计算。桌椅间坐满了人，交谈声、碗筷碰撞声、偶尔提高音量的争论声，混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
    话题几乎都在讨论是谁的班靠港，几点备车，几点撤轴带这些专业而紧要的事项。
    “轮机部谁零点到四点班？那完了，备车肯定赶上了，睡不了囫囵觉。”
    “驾驶台说是船长和引水上去，大副在船头，二副在船尾？带缆的人手够吗？”
    “码头那边通知是七点靠，那我们备车（指启动主机准备机动）最晚五点半就得开始准备了吧？”
    “轴带发电机（利用主轴转动发电的设备）几点撤？靠泊前得切换到岸电吧？老四（四轨）安排好了没？”
    “带缆的弟兄们辛苦，明天早上天没亮就得就位。水头！水头！你们甲板部人手怎么排的？”
    被点到名的水头，坐在靠近取餐台的那张桌子旁。他面前的菜没动多少，手里却攥着个不大的不锈钢扁壶。
    他也是喝了点小酒，壶嘴对着嘴，仰脖就是一小口，然后咂咂嘴，脸上泛着红光。听到有人问他，他晃了晃酒壶，嗓门比平时大了些：“排啥排！该谁上谁上！老子在船头，老张（可能指另一个水手长或资深水手）在船尾，剩下的人听招呼！都机灵点就行！”
    没人陪他喝。在这种明确有夜间和凌晨重要工作的前夕，大多数人都不敢沾酒，怕误事，也怕被查岗的船长或大副闻到味儿。
    只有水头，仗着资历老，活儿熟，又似乎有些借酒放松或壮胆的意味，他自己喝起来了。那扁壶看起来容量不大，但他一口接一口，喝得很专注，仿佛周围那些关于工作的嘈杂讨论都成了他独酌的背景音乐。有人调侃他“水头，少喝点，明天别把缆绳系到引水员脖子上”，他也只是嘿嘿一笑，又灌一口。
    这酒瘾可不是一般的大。我心里想着。平时水头也喝，但多是晚饭后躲在自己屋里喝点。像这样在公开的、有正事前的晚餐上开喝，并不多见。
    或许是对明天紧张工作的某种自我舒缓，或许只是多年海上生涯养成的、难以改变的习惯。酒气混着饭菜味，从他那个方向隐隐飘来。
    其他桌的讨论还在继续，夹杂着对港口情况的猜测、对代理办事效率的吐槽、对可能遇到的检查的担忧，以及一丝掩盖不住的、对即将踏上陆地的隐约期待。餐厅里灯火通明，映着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或兴奋或疲惫的脸孔。食物很快被消耗，但人们似乎并不急于离开，而是利用这难得的共处时间，交换着信息，确认着细节，也彼此打气。
    我和大厨坐在我们常坐的厨房门口小桌旁，安静地吃着。大厨听着那些讨论，偶尔摇摇头，低声对我说：“听着吧，计划赶不上变化。明天真干起来，不定哪儿又出幺蛾子。”
    他吃得很慢，目光扫过喧闹的餐厅，最后落在独自抿酒的水头身上，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