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的八斤六两粮票
    （为了便于审核通过，这里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历史不作赘述，省略去部分章节。）我这里只是说一说那个时对贪污的处理有多严重。
    ……我爸重新回到区委组织部报到之后，被分配到城西工厂第一联合党总支部担任书记，并且从1953年夏天干到1957年年底，直到公私合营改造工作完成，区里成立工业局和手工业管理局之后，我爸又被区里前后调到西御河街道办事处和王家塘街道办事处担任书记兼主任一职。
    35年之后，成都市开始重视城市工业废水治理，我们公司在成都南门外的下流三瓦窑地区新建电厂和集中生产供应纸浆厂，我被调到纸浆厂担任供销经营部主任。那时候新建的工厂还没有完全建成，水处理车间和连续蒸煮车间的大型机械设备还处于最后调试阶段。新工厂在没有最终验收交接之前，整个厂区的安全保卫工作仍由负责安装机械设备的市安装公司承担。只是我们新工厂筹建组主要的几个部门已经提前进入角色，准备验收和接收新工厂，做好新工厂正式试机开工之前的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我下班经过新工厂大门时，一位市安装公司责任新工厂大门看守的老师傅招呼我：“方主任……你能不能在我这里坐一下？”
    我好生奇怪，我知道现在新工厂的门卫师傅都是市安装公司的职工。但是，这位老师傅我确实不认识，他也不应该认识我，我们出入新工厂都是凭工作吊牌，最多也就是混了个面熟而已。
    我走过去问道：“师傅你叫我啊？”老师傅很憨厚的笑了笑，拉着我进到工厂门卫室里，说：“方主任，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好像是认识你。”
    我心里更是奇怪了，问道：“师傅你贵姓，你又怎么好像是认识我呢？”老师傅一脸红涨，说：“我姓常，叫常庚年，我都注意你好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打听好了，你是这家新工厂里的供销经营部主任，你姓方是吧？”
    我看这一位常师傅满面沧桑，模样应该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但心里又想他叫常庚年，应该是还不够退休年龄，如果他真的是庚年出生，他就应该是1940年出生的，岁数也就是55岁。
    出于对长者的尊重，我掏出香烟来给了他一支。常师傅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香烟，我又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我自己也点上了一支。
    常师傅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方主任你坐嘛。”我也说：“常师傅你也坐，你有啥子事情？”常师傅又仔细端详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方书记、方荣青书记的儿子方华？你和方书记长得太像了……”
    听常师傅这么一说我就更惊奇了，我说：“你认识我爸，还知道我啊？”常师傅很不好意思的说：“认识、我太认识了，我以前在王家塘街道人民公社当过通讯员呢。”“不会吧，我爸原来是在王家塘街道办事处工作过，但不是啥子王家塘街道公社，是王家塘街道办事处。”我很疑惑地说道。
    常师傅却很肯定地说：“就是王家塘街道人民公社，那个时候全国都搞人民公社化。其实城里的人民公社就是街道办事处，真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回去问方书记……”我笑着说：“是不是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那个时候你还很小，不晓得这些也很正常，”常师傅这样说。
    我觉得常师傅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就问道：“常师傅，那你现在咋个会在安装公司上班的呢，你今年应该有55岁了吧？”
    常师傅抬起头来很惊讶地看着我，红着脸说：“方书记是不是跟你说起过我的事情？”我说：“没有啊，你要今天不招呼我，不说你认识我爸，我都不知道你。”
    “那你咋个晓得我今年55岁的呢？”常师傅依旧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才这样说。我再递给常师傅一支香烟要他续上，我自己也续上了一支，之后我笑着说：“这个还不简单啊，你说你叫常庚年，那你就应该是庚子年出生的，但凡是庚子年都是0年整数。看你年龄要是三零年出生的早就退休了，你现在还在上班就说明你还没到退休年龄，你就应该是1940年出生的，今年你不正好是55岁嘛。”
    “你还知道这些啊！你简直太聪明了，跟你爸一样有文化……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你现在说话的样子跟你爸那时候一摸一样，年龄也差不多。你和你爸方书记一样啥子都知道，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干部……”常师傅有些激动地说。
    出于好奇，我问常师傅：“常师傅，你说你原来在王家塘街道人民公社工作，那你现在咋个会在市安装公司上班呢？”
    我这一句话可能是问到了常师傅要害上，他马上不说话了，闷闷地抽着香烟，过了很长时间才又开口说话，他说：“小方主任，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我也没有啥子不好意思的，我就敞开跟你说吧，反正你回家要一问起你爸你也会知道的……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而且我犯的错误还很严重，要不是在那个时候方书记拉了我一把，我最轻都够被判6年，要是公安的同志再认为我态度不好，再多判我两年都有可能。”
    “你犯了啥子错误还这么严重，是打伤了人还是把人家给弄残了啊？”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问道。
    常师傅看着我笑了笑，说：“说起来都要叫你笑话……那个时候粮食紧张，你爸他们当干部的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就24斤，还要节约上缴5斤粮票，能够吃进自己肚子里的也就只有19斤粮食。我在公社当通讯员每个月的定量是26斤，但我那时候年轻，怎么都吃不饱，主要还是肚子里没有油水。我饿得不行了，我就没有管住自己这一张嘴……”
    对于小时候的事情我还是很有记忆的，那时候大人肯定困难，但是我们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有基本保证的。我只是记得自己当知青的时候粮食定量确实不够，也亲身体验过肚子里没有油水吃再多也不抗饿的难处。
    于是，我深表同情地说：“你那时候才20岁左右，肚子里再没有油水，每个月26斤粮食肯定是吃不饱的。我当知青那会一斤干挂面下肚还不见捞捞（不见捞捞，四川话的意思是：不见底。），干不到两三个小时的活路就饿了……粮食不够天天吃红苕稀饭，我都是当兵之后才感觉到自己肚子吃饱过。”
    “我瞒着你爸方书记贪污了公家的粮票……”常师傅很是愧疚地说。“那个时候你敢贪污公家的粮票，这个肯定有点严重，那你贪污了好多粮票呢？”我这样问他。
    常师傅说：“八斤六两粮票。”
    我有些吃惊地说：“八斤六两粮票就要判你6年啊？”“那时候贪污粮票5斤以上就要判刑，而且是5斤以上就是1斤一年。”常师傅这样说。
    我说：“那你八斤六两又是咋个给你算的呢？”常师傅说：“八斤六两算九斤，减去四斤九两就该判4年。”
    “那也不该判你6年啊？”我很机械的这样算账。常师傅掏出自己的香烟给了我一支，说：“我烟不好啊。”我说：“都一样……”我很想听常师傅继续往下说。
    我们点上香烟之后，常师傅继续说：“主要是我贪污的粮票是公社下面十几个生产合作社和生产组工人加夜班的补贴粮票，公安分局的王同志说我情节严重、罪不可恕，按照当时的粮食管理政策规定要罪上加罪重判。”
    我心里大概知道了常师傅说的公安分局的王同志是哪一个了，但我嘴上还是说：“那时候的制度是很严的啊！”
    常师傅说：“我当时确实是不晓得有这么严重，公社下面管的生产合作社和生产组有十几个，那时候大家粮食都很紧张，所以，工人加夜班的积极性都很高，为的就是加一晚上的夜班有二两补贴粮票。公社里除了你爸是书记兼主任外，还有一个副主任和”五大员”（城市人民公社标配的“五大员”包括：组织协理员、民政协理员、劳动调配协理员、街道管理协理员和治安协理员。），加上我这个通讯员和两个勤杂员、一个食堂师傅，就那么十来号人，工作多事情又杂。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空着肚子还要把工作干好，每天劳动调配员把头一天十几个生产合作社和生产组加夜班的人数统计好，算好应该补贴的粮票数量后找到你爸方书记签字。之后就叫我去指定的中心粮店领取粮票，再由我去各个生产合作社和生产组发补贴粮票。我那个时候饿的头昏眼花，心里就打起了歪主意……”
    我打断常师傅说的话，说：“人家都是有统计报表的，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个少了二两粮票不找你算账啊？”
    常师傅红着脸说：“是啊，所以我才说那个时候我就是饿得头昏眼花脑壳发胀了，看见手里的那些粮票就管不住自己了，就想蒙混过关先紧着自己的肚子再说。”“那人家要跟你认真了你咋个说呢？”我问道。
    常师傅说：“我先是说就批下来这么多粮票，你们自己就将就匀到一点。后来又说你们把加夜班的人数算多了，上面不是那么好骗的……时间一长就纸包不住火了，我这个事情就被查出来了。”
    “你也是够胆大的哦啊。”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支香烟。
    常师傅接过香烟，又说：“我就是不懂这些，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还有就是确实饿的不行了。后来事情暴露后我才知道我犯罪了，而且还很严重。我向王公安交代说，我要是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打死我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还是做了……后来你真就被判了6年啊？”我问道。
    常师傅抬起头来，说：“没有，是你爸方书记救了我！所以，我才一看见你就想起了方书记，想起方书记对我的好。我这一辈子真的是要感谢你爸方书记，要不然我被判刑6年还能有今天啊！”
    我依旧很好奇的问道：“你这个事情在当时还是很严重的，我爸咋就能救得了你呢？”
    常师傅说：“你爸方书记先是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公家的八斤六两粮票你也敢贪啊？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掌。之后方书记当着王公安和公社副主任、劳动调配员检讨了自己管理不严，工作上严重失职，说是要给自己一个记过处分。然后又说我太年轻不晓得一个事情的轻重是非。最后回家找来了两斤粮票帮我补上，公社副主任和劳动调配员也各自帮我补上了一斤粮票，王公安也出了二两粮票，这样就算我贪污了五斤一下了。你爸方书记对我说，你这个五斤以下我们就实在是帮不了你了，也不该把你所犯下的错误全都给你抹平了，你还是要承担你自己犯下严重错误的后果和教训！之后又对王公安说，老王这个事情你就看着办吧，必须要给常庚年一个好好的教训才行，要不然他以后还会不长记性！”
    “就这样我被开除了公职，被送去劳教一年。我劳教出来后，你爸方书记又恨恨地骂了我一顿，之后叫来了劳动调配员，跟他说好像有一个建筑单位在你那里招临时工，你给想想办法，还是要给常庚年一个改邪归正的出路。我就这样到了市安装公司，我记住了我自己犯的错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在安装公司表现还不错，干了几年临时工之后转了正，这才成了市安装公司的正式职工……”常师傅这样说道。
    这个事情我回家问已经退休在家的我爸，我爸说记不得了，之后问我是从哪儿听来的。我跟我爸说了事情的由来，我爸才说也许有过吧。
    隔了两三个礼拜我再回家的时候，我爸找出来了一个很旧的工作笔记本，翻开其中的一页对我说：“这是1960年2月份的事情，常庚年，19岁，乐至县人，公社通讯员，私自占有公社生产合作社和生产组工人夜班加班补贴粮票四斤四两为己有（分五次所为），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一年。本人因管理工作严重失职的错误，受党内严重警告一次。另：欠公安分局老王一个人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