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都能起飞吗？
我怔怔地坐在电脑桌面前，脑子里突然就冒出这句话，坐在我对面的班长仍在张着两片涂得血红的嘴唇对我进行疲劳轰炸，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想是查觉到我的失神，班长有些恼怒地大声叫我：“骆琳，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啊？”我回过神，看到班长气急败坏的表情，有些茫然：“说什么？”
“去义务献血的事啊！”班长几乎抓狂，“敢情我说了半天是在白说啊？”
“早上不就应你了么？”我懒洋洋地把背靠向椅垫，“有钱，就去！没钱，不去！”
不提还好，说到这个我就来气，今早仍在梦中睡得迷迷糊糊，就被她的电话吵醒。晨晨在被窝里不满地大叫：“姐，电话！”我掏出压在枕头下的CALL机，十点五十八分。见鬼！谁这么不识趣？这么早打电话来扰人清梦？
抓过棉袄披在身上，我冲到晨晨的房间，我的房间没有装电话线，极不方便。通常晨晨不在家，而又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来的电话，都是响个十几声便无疾而终的。
三月的天气仍是寒风，我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感觉脚趾有些微微的发麻。最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我跺着脚愤愤地想。
竟是问我要不要去义务献血？我翻了翻白眼，气得差点尖叫，这个白痴！这种问题难道不能等我下午上了班以后再问我么？非得要把我从暖洋洋的被窝里揪出来。心底顿时升起一股无名火，我拉长了脸，冷冰冰地回她，“有钱就去没钱就不去。”转而想想我的脸就算拉到泰国去她也看不见，不禁很是挫败地挂了电话。
其实细想下来，班长此举也是无可厚非的，她平日最擅长的便是奉迎拍马，偏偏我们公司从上到下的头头们对这一套十分受用，于是在做了近两年的副职，正班长调到总公司去了之后，她便理所当然地得以晋升。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就接到这么一个义务献血的分配名额，自然是想做出一番“政绩”出来，讨好当权派。
可是我已经那么明白地予以拒绝，你非要自讨没趣儿我又能拿你如何？莫非是看我平时老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温顺好欺？
“去你的！”班长翻了翻白眼，又把我从神游中拉了回来，两片薄薄的嘴唇向下一撇，把她脸上原本还有些柔美的线条破坏殆尽，“敢情你是在卖血啊？”
“这是个商业社会。”我眯起眼，微笑，“没有东西是无价的。”
我曾经也以洛u钓?F西是无价的，只是，漫长的时间和现实的生活泯灭了我的天真，多少有些无情，可是我已经逐步适应。
“现实的女人。”班长愤愤地唾骂，然后仍不死心地追问道，“真的不去？”
“又不是非我不可。”全公司一共才五个名额，我们营业厅就已经积级“争取”了四个，莫非你要我们把它全包办了不成？我的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笑，“你洛u韝ㄔh？身为班长，不应该身先士卒么？”
“可是我的身体没有你的好啊……”被我一语点中死穴，班长竟然面不改色，脸不红气不喘，令我啧啧称奇，“你那么胖，抽点血也无关紧要，我流一点血就头晕，而且这是为了公司的荣誉着想，为公司吃一点亏算什么嘛……”
好一个我的身体好！我的笑意加深了。我的身体好是我的事，我没有那么高尚，没理由去做这样无偿的奉献。为公司吃一点亏本来也不算什么，若是别人对我一分好，我便会对人一百分的好，但是别人若有一分对不起我，我只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不想跟她鸡零狗碎地翻旧账，但一旁的另一个同事老涂却忍不住插嘴道，“喝！说得好听，凭什么要为公司那些官僚挣面子，我巴不得他们全部都颜面扫地才好……”
我又忍不住笑了。老涂这些天也是怨气冲天，献血的事不用问我也知道她是一定不会答应的。她刚新婚，上个星期才拿的结婚证，还没有举行婚礼。拿结婚证之前，按照民政局的规定，是要男女双方的所在单位打一个单身证明的。请公司给人家打一个未婚证明，在我们这些愚民的想像中本是极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司那些“高层”们居然大打官腔，相互推诿，最后竟然不通情理地叫她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打证明，简直是匪夷所思。
敢情这些“高层”从来没把我们这些小零工当成公司的一分子，那我又何需为了这些无良的“高层”肝脑涂地？在被公司这些所谓的“高层”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斤斤计较自然在所难免。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有些斗气之嫌的，还以洛u灾v经过这些年生活的打磨之后，棱角钝了些，哪知道还是本性难移。这实在是不好，我吸了一口气，抚顺自己的情绪，何需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
“老涂……”我轻声喝止她接下来的言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何况，我们这位班长也实在难以称得上是谦谦君子。
老涂想是醒悟过来，咕哝着住了口，班长大概也因洛u旗的插嘴想起了“单身证明事件”，知道在我们这里再也讨不了好去，便也识趣地住嘴，不再游说了。
?
其实我不想去义务献血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是一个梦魇。
还是在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深圳。有一天傍晚，在加班，忙得晕天黑地间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请骆琳小姐听电话。”
“我是。”是一个沉稳而陌生的声音，不知洛u  A我的心突然就有些忐忑，“您是哪位？”
他并没有回答我的疑问，只径直地说下去，“你的朋友田妮出了车祸，现在在深圳市红十字医院，田小姐已经醒了，她想见你……”
我直觉地以为是哪个无聊的人在跟我开无聊的玩笑，但是当对方挂上电话，我几乎是立即就冲进了老板的办公室，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手忙脚乱，跟老板请假，跑回宿舍取钱，现金只有薄薄的一叠零钞，看上去不会超过两百块，我来不及数就一把抓了塞到牛仔裤里，长城卡里好像还有一千多块，我冲到街上，银行都已经关门了，幸好还能从提款机里取钱，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对提款机充满了感激。
大巴已经没有了，我在站台等了差不多十分钟，仍没有等到。天已经黑了下来，黑漆漆的站台只有我一个人孤伶伶的站在那里，昏黄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就像是一个畸形的小丑。
远远地开过来一辆中巴，我眯起眼楮，模糊地看到前面竖的小牌子上好像写着“布吉”两个字，连忙伸手招呼着，车停下来了。
上车前我仍小心地确认了一下：“是到布吉街还是布吉关？”
“你到哪里啊？”售票的中年妇女大概是刚吃了晚饭，张嘴便是一股蒜头味。
“布吉关！”
“到的到的！”她满口应承着，一把将我提上车。
坐到座位上，我对售票员的回答仍有些七上八下的，于是又不厌其烦地对售票员求证道，“真是到布吉关吗？我有急事……”
“到呢到呢……”售票员不耐烦地翻了一个白眼，舌头在牙齿上使劲儿地卷了一下，狠狠地向窗个唾出一片菜屑。
我只好不再说话，转过头望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漆黑，高速公路两旁不时有些厂房还亮着耀眼的灯光，从车内看过去，一跳一跳的，于是，我的心也跟着那些灯光一跳一跳的。
分岔路的时候我猛地发觉情况不妙，车子没有再向前直行，而是滑下了右边的车道，向着布吉街的方向冲去，我猛地站起来，急呼道，“哎，不是说到布吉关么？你这是往哪儿开呀？”
售票员把眼一瞪，双颊立即鼓起了两团横肉，“谁说到布吉关了？我说到布吉街，你自己不听清楚还赖我啊？”
我气得浑身发抖，心知遇到了“拉猪仔”的黑车，这是在深圳时常能遇到的独特景观，你看着那车上写着你要去的地名，可是它其实只是经过那里的镇郊路口或者是完全不到你想去的地方，只管把你骗上车算数，等你被可怜巴巴地甩下车的时候，只得继续掏钱再坐一次车，如果你没钱？哈，那敢情好，走路回去吧，我自那时便知道，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然我现在没有心情与时间跟大家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已经被气昏了，于是大声责问售票员，“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都告诉了你我有急事儿了，你还骗我，你有没有没良心……”
“你这人才不讲道理哟。”售票员侧过脸，把她肥厚的后背对着我，“我几时说过到布吉关了……”
“你……”我又急又怒，眼看着车子已经开到布吉镇繁华的街面儿上，也顾不得跟她再争辩，“让我下车！”
“有落！”售票员扯着嗓子尖叫，车靠着路边儿停了下来，我下车的时候隐隐听到售票员咕哝了一句：“弃醒！”辣妹子的火爆性子终于被她激将出来。
“我日你先人！开出去就翻到桥下摔死！”我对着那售票员用四川话很阿Q的骂了一句，犹不解恨，又伸出脚对着车门“咚”地一声踢了过去。
?
两分钟后，我已经坐到了另一辆开往布吉关的中巴上了，心里仍止不住地把那售票员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狗血淋头，用尽了我平生听到过和所能想到的所有稀奇古怪、龌龊肮脏的词汇。一番折腾之后，赶到医院已是九点半了，我在底楼穿了半天，没费太大的工夫，就在急诊室里看到了田妮。
我这才知道了她因何会出车祸，起因仅仅是田妮下午在去看望朋友的路上突发奇想，一定要去市里义务献血，就在她站在站台上等公交车的时候，一辆失控的大货车将一辆黑色的奔驰撞上站台，来不及躲避的田妮当场就被撞晕过去。
幸好肇事司机没跑，立即把她送到了医院，付了手术和住院所需的费用，我松了一口气。我对田妮伤势的关注比不上我对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的关心，因为我面临过没钱的窘境，体会过“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的无奈与心慌。刚刚我已经在服务台询问了有关费用的情况，仅仅是她的病床押金就要先付六千块，更不论其它了。我捏着自己裤袋里的一千多块钱不敢伸出手来，真好笑！我这点钱能做什么？吃两顿饭？喝两次茶？可它却是我全部的财产。
强迫自己撇开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我越发坚定了不去献血的决心，这个世界并不若人们常说的那样，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最起码在田妮住院期间发生的故事，就已经足够让我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金钱主宰一切。
从底楼的服务台上来，我回到骨科的病房，才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个男人在那里大呼小叫，“住院费交了没有？先把她推出去……”
我急忙推开房门，只见病房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正指挥着护士把腿上打着石膏的田妮从病床上抬下来。
“你们做什么？”我又惊又怒，急忙跑过去，一把推开病床边儿的一个护士，床上的田妮已经痛得满头大汗了，“你们不知道她的肋骨也断了么？这样搬来搬去想害死她吗？”
那医生把眼一瞪，“她没有交住院费，当然不能住进来了。”
“谁说她没有交？我们不是已经去办理了吗？”我怒斥，“你问也不问清楚，就随便搬动病人，不体量病人的痛苦，医德如此，怎配做医生？”
那医生被我一骂，顿时恼羞成怒，“你说住院费交了？交费单拿来给我看。”
我呼吸一窒。见鬼的那个肇事者怎么还不来？看来只得先拖住他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故作镇定地说，“在我朋友那里，他马上就上来了。”
“那可不行，我要见了单子，才能让她住进来。”那医生见我拿不出交费单，立即气焰高涨，“把她搬出去。”
“不准搬。”我大急，挺身拦在田妮的病床前，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病房外走进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西装革履，见到乱作一团的病房不禁一愣，“你们在做什么？”
医生转头瞥他一眼，见到他衣冠楚楚的样子，眼楮微微一眯，“这个病人没交住院费，按医院的规定她不能住在病房里。”
“谁说她没有交？”那男子气定神闲地掏出一张单子来，“这不是吗？”
我一惊，抬眼向他望去，原来他就是肇事者。
医生有点尴尬地接过单子，飞快地扫一眼后，堆起了笑容：“办了就好，办了就好。”然后转头对那群护士说：“我们出去。”
“医生！”那男子突然叫住正欲行出病房的医生，待那医生回过头，才淡淡地说，“凡事不要不留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医生的脸变成了酱肝色，狠狠地推开门走了，我在心里暗叫了一声痛快，不禁对这个肇事者的印象稍有改观。
肇事者自称姓赵，台湾商人，对我表示会负责田妮以后的一切医疗费用，我这才真正地放下心来。因为时间太仓促，田妮没有请到看护，我思忖着晚上得留下来照顾她，于是打了个电话回公司跟老板请假。
“周生啊？是我，骆琳！”
“啊，是骆小姐，你表姐没事了吧？”
我老板口中的表姐指的就是田妮，其实她只是我的同乡，我们两个人以前在家乡就认识，但却是因了同在深圳打工的缘故，两人的来往才频繁起来的，反倒比在家里的时候亲近多了。田妮经常有事儿没事儿地跑来找我，在我的同事面前都是以骆琳的表姐自称。她长得十分漂亮，又善交际，弄得我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能说会道的漂亮表姐，在我的公司十分吃得开。
“不，她情况很不好，现在要住院，没有请到看护，我能向您请几天假吗？”我没有更正老板的误会，也许这样更好，照顾表姐怎么也比照顾朋友听起来理所当然多了。
“这个……这样好不好，你知道公司也很忙，你每天上午和晚上来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下午再去看护你的表姐好不好？”
我呼吸一窒，实在没有想到老板的回答是这样的，心中不禁对老板的不通情理有些恨恼起来。挂上电话，怔怔地坐到电话亭下，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老板这样不通情理，不如辞职算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真的涌起一股冲动。可是转而一忖，如果自己一辞职，无疑断了田妮和自己两个人的经济来源，又在心里暗骂自己实在太不理智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委屈和无助，即便是刚到深圳时举目无亲，找工作频频受挫的时候，也没有令我像那天一样产生走投无路的感觉。一时之间，种种充满无力感的情绪一齐涌来，我不禁有些自怜自艾，忍不住滑坐到地上，抱着头失声痛哭。
我哭了很久，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医院的夜晚冷漠空旷，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惟有大堂那盏坏得只剩两个灯泡的吊灯发出一点晕黄暗淡的光，照在我的身上。把我无助的影子拉得很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孤伶伶地轻晃着。
许久，我擦干了脸上的泪，站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哭能解决什么问题？骆琳！绝不能如此软弱！你不能给人看笑话呵，田妮是那么需要你，你绝不能比她还要懦弱。
我突然有些惭愧，一直以来，我对田妮的痛苦体会得并不多，也许那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切肤之痛，所以我并不太理会和关注，我担心的反而是像上面这些发生于我身上的细枝末节，哪怕只是一点一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多么自私的女人。
骤然闭上眼楮，突然觉得有些累，我不是一个喜欢经常去回想过去的人，对我而言，过去没有任何意义，我一生中感觉很开心和很幸福的时光并不多，回忆越多，就越痛苦。总而言之，我是绝不会去义务地献什么血的，好人没有好报，如果那天不是田妮一时善心大发，又怎会遭受后来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