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人热衷做官，官场必然膨胀。唐太宗用一个词形象地总结了官场膨胀的恶果：十羊九牧。十只羊竟然需要九个牧人，对羊来说是多么沉重的监管啊，整个牧场又怎么能兴旺发达？
    明末清初的名士侯方域曾在《壮悔堂文集》中从赋役角度分析官员膨胀的恶果：百姓要承担赋税，进学校读书就可以免除，当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结果是什么呢？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个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百姓进入官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学校学生和胥吏把压力加在百姓头上，后来就是百姓和百姓恶性竞争了。历史学家吴思将之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西方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产生是百姓为了保护财产和安全，通过契约的形式将部分权力授予政府。在本质上，政府来源于百姓，要为百姓服务，也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当官场中人以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为目的时，当官就异化成了一个行业、一口饭碗，背离了建立官场的原始目的。
    而一个社会，人人都去当官，而不是直接投入创造财富的活动，全社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的活力便令人担忧。